行政处罚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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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我国的《行政处罚法》在立法方面存在着对行政处罚设定权的规定不加限制，未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列入听证的范围，简易程序的举证责任规定欠缺，以及行政处罚时效制度不完善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途径就是要对行政处罚设定权加以限制，扩大听证的适用范围，完善简易程序中的举证责任的认定以及完善行政处罚时效的条件，增加时效的种类，规定确定的追诉时效起算方法。

【关键词】行政处罚 设定权 行政程序 时效

一、行政处罚设定权的立法完善

（一）行政处罚设定权的理论矛盾与现实合理性

行政法制的一项基本要求就是行政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而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应当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来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代为规定，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行为必须有法律的授权，不得抵触法律。这也是所谓的“法律保留”原则。如果行政机关依据某项法律对违反行政处罚法的公民进行数额巨大的罚款，尽管有所谓的法律依据，但明显是不符合法治的。

（二）行政处罚设定权的立法完善

法治完备的国家绝对禁止行政机关自行规定行政处罚，并尽量限制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这是因为行政机关设定行政处罚的权力一旦滥用，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几乎处于无助状态。我国《行政处罚法》有关行政处罚设定权的规定却显得“过粗”，对设定权的行使缺乏必要的限制。

首先，现代行政法治理论不仅在形式上要求法律至上，而且在内容上要求法律本身必须符合一定标准，因此，对法律设定行政处罚的权力不加任何限制的做法是有悖于行政法治原则的，对于目前《行政处罚法》对法律的行政处罚设定权不加任何限制的做法应当适当地改进。

其次，《行政处罚法》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行政处罚设定权，除运用排除法对罚种进行了非常宽松的约束外，未对设定行政处罚的条件以及行政处罚的幅度施以任何限制，这是不妥当的。因此，《行政处罚法》关于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关于行政处罚设定权的规定需要改进，使得行政处罚的严厉性低于刑罚。

二、行政处罚程序性规定之不足

（一）听证程序

现代行政程序法中最核心的制度就是听证制度，其中美国依其宪法中正当程序条款发展了较为完善的正式听证程序。听证是美国公民根据宪法正当法律程序所享有的权利，效力高于行政法所规定的程序原则。我国给予听证程序可以运用行政程序的特殊作用和价值保护对方当事人的重大利益，因此在《行政处罚法》中确立了听证程序。但其对于听证程序的规定还比较原则，在实施过程中至少还存在着如下问题：

首先，《行政处罚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并且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当事人的充分申辩权是听证程序的基本要求之一。为此，《行政处罚法》规定了“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代理”等内容，但并未规定当事人或其代理人可否查阅或者复制调查人员的指控材料。

其次，《行政处罚法》并没有给予所有受处罚人听证的权利。将限制人身排除在听证范围之外，会使《行政处罚法》关于行政机关告知义务和当事人的申辩权利的规定是否用于拘留处罚成了问题。因此，扩大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是解决我国行政处罚领域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保障。

（二）简易程序中的举证责任

简易程序是针对违法事实确凿、处罚较轻的情况设置的。这种程序的特点是手续简单、效率高以及执法人员当场给予处罚等。《行政处罚法》规定当事人对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但是，一旦进入行政复议或者诉讼程序，行政机关如何举证？事实上，执法人员既是案件的处理人，同时也是案件的证人。那么，在别无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能否以单个的执法人员单方面的证言作为定案的根据？由此看来，完善简易程序中的举证方面的规定是十分必要的。

三、行政处罚实效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1、关于条件方面

《行政处罚法》第29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处罚。”该款确立了我国行政处罚时效制度，它表明行政处罚时效成立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期限自违法行为起经过两年，二是该行为两年内未被发现。第二个条件是否应以“未被发现”为条件？那是否意味着从另一方面说，如果违法行为两年内被发现，就可以在任何时候给予处罚？因此，应修改为：行政违法行为经过两年，不再给予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关于行政处罚时效的种类

行政处罚时效依其适用的阶段不同，分为行政处罚追诉时效、行政处罚裁决时效、行政处罚执行时效等三类。追诉时效是指行政处罚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追究行政处罚责任的法定期限，超过该期限则不得再给予行政处罚。裁决时效是指行政处罚机关在行政违法案件立案后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定期限，超过该期限就不能再作出处罚决定。执行时效是指行政处罚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如果经过法定期限仍未执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免于执行。

我国现行立法是否对行政处罚裁决时效做出规定呢？笔者认为，应在借鉴外国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增加行政处罚时效的种类，规定行政处罚裁决时效及行政处罚执行时效。这对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提高行政处罚效率以及政府的威信和法律的权威具有重要意义。

3、关于追诉时效的起算

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追诉时效的起算具体有两种立法例，一种是从违法行为实施之日起算（如西班牙），另一种是从违法行为成立或完成之日起算（如德国、台湾）。前者的追诉时效从行为的终了即完成时起算，后者则从危害结果发生之日起算。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的追诉时效，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算；违法行为为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算。通常认为，“违法行为发生之日”就是违法行为的实施之日。因此，我国行政处罚的追诉时效就是从违法行为实施之日起计算。这一关于行政处罚追诉时效起算的规定存在缺陷。

从行政违法行为实施之日起计算追诉时效，只对不需要发生危害后果就可以构成行政违法的情况可以适用，而我国现有法律规范中规定了必须发生某种危害结果才能构成行政违法的情形。对于这些情形的追诉时效，只能从危害结果发生之日起计算，而不能从行为实施之日起计算。如果从行为实施之日起计算追诉时效显然是荒谬的。

因此，应在对《行政处罚法》修改时，对行政违法行为成立的两种情形分别规定追诉时效的起算时间。各国对于时效制度的立法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有些行政违法行为并不都是以危害结果作为法定必要条件。因此，规定追诉时效的两种情形对于完善我国立法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世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主要问题

[J].中国行政管理1996 （4）.

[2]王名扬.美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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