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里那一些思绪唯美散文

一

不知道从何时起，同样盖着椽、瓦、砖，同样有门有窗的建筑，被称为“宗祠”、“祠堂”，而不称“民居”，其实在我看来，两者的区别只是建筑的高矮不同而已。只不过被称为“祠堂”的建筑顶上多了一个个神秘的砖雕，建筑内拱、柱、樑多了一个个神秘的木雕而已。

殊不知，祠堂的神秘里隐藏着关于祖先，关于宗亲，关于子孙，关于血脉，以及关于知识，关于生命，关于爱。

去年11月1日，我骑行单车回家，第二三天就被俩位收藏家、好友陆先生、赵先生叫住，说要让我策划筹建宁波锡镴器博物馆和宁波熨斗博物馆，地点定在鄞州区潘火街道潘火桥村的蔡氏宗祠里。他们说，你是宁波服装博物馆三代元老，我们在审批建馆项目时被主管部门要求必须有一位博物馆专业人士参与，官员们认为收藏家只懂收藏，缺乏博物馆知识，筹建博物馆没有一位博物馆专业人士参与不行。于是，这俩位收藏家好友聘我为顾问。

我都这把年岁，还有余热吗？如果认为有余热，那就让余热作为志愿来散发一下吧。

11月7日，区文广局、区博物馆协会在蔡氏宗祠为这俩个博物馆召开陈列大纲论证会。然后我帮着设计陈列方案，寻找施工单位，再到购置器物和日夜布展，经过二个多月的紧张工作，2015年2月1日终于在蔡家祠堂正式对外开放。

祠堂，这一座凝聚族群，凝聚血脉的建筑，如今正在凝聚着浙东江南民俗器物文化。

打小记事起，我就与祠堂接触。我与祠堂的接触最早的不是因为血缘宗亲。我父母只不过是五十年代从浙江某一小山村出来的“打工族”，是一对季候鸟，随着觅食点迁？？。此时她们落脚在那个村里，村里正好有一个祠堂，她们与这个祠堂没有任何血脉关系。但是，这个祠堂却罩着我们家。于是，我的生活中就多了一个祠堂情结。

小时候跟着小伙伴去村里祠堂外面的田地里玩泥巴。食品匮乏年代，也玩烧烤。趁着大人们不注意，偷偷摘几枝大豆，塞入正在暗燃的草肥灰堆里，五六分钟后，“啪”的一声，豆荚壳爆裂，一股香味从灰堆表面逸出，小伙伴们欣喜若狂将煨熟的豆荚拨出来，又香又鲜，这大概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原始野外烧烤。这样烤品着实比今天坐在豪华包厢里面的什么什么烧烤美味几十倍了。

食品匮乏的年代，祠堂这一方土地上的农民，不但给了我偷偷充饥的农作物，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那时我读小学三四年级，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末期。同班一位周姓男同学说他家有黑面包，趁着上课时家里大人不在，去他家里拿出来共同分享。于是我与他一起去他家拿黑面包。路上怕被大人们看到，我不敢走大路，故意沿着河边断壁残垣走向祠堂村校。谁知道，被水浸泡过的石块上生有青苔，十分湿滑，一不小心我就跌入河里。当时我不会游水。据说是河对岸一位路过的农民跳入河里游过来将我救起，知道是某老师的儿子就直送到祠堂，农民又牵来一头水牛，将我按在牛背脊上，用力挤出腹部里面的水，才不致溺亡，才捡回来了一条小命。

祠堂，表面看上去它阴森森的，其实，这种阴森森对邪恶是一种震吓，对正义与善良则是一种爱，是一种庄重的不露声色的发自它内心的爱。

于是，我想，我们中国人的祠堂不仅是同姓族人的庇护所，同样也是异姓族外人的庇护所。因为这些同姓异姓的人们同样又都是黑头发黄皮肤的炎黄的子孙，又同样具有善、义、忠、诚、和之中华民族的品性！

二

清晨，我被母亲早早叫醒了，她让我穿上一套蓝底白条水兵式夏季短袖童装。这是我第一次穿这种服装，胸前一条钮扣式领带，肩背披着一方领。樟香挟持着新布体味已经在摆弄衣襟套入我的手臂同时直向我的鼻子弥漫。我知道今天的日子非同一般，第二天早上起来穿新衣，这种享受只有在每年的正月初一才可能得到。今天就是我的正月初一，今天只是我的正月初一。

早餐是典型的大餐，是按宁波本地风俗准备的，它一定是我家四合院那几户陈氏邻居提供给我母亲的宁波人生活理念的一部分。——一碗糖水煮鸡蛋——碗是那种青花瓷碗，碗内两只糖水鸡蛋，鸡蛋一定是两个，一定是成双成对的，一定是没有被打散的，一定是满月溜溜的那种形状；若是鸡蛋被打散若是成三角形，那是不可想像的，圆，就是顺的，圆，就像氢气球，充满氢气的球是会高高飞起，是会去探索那一片神秘星空的，那怕日后有多少个大气压将圆球探空之梦挤得支离破碎。糖水一定是红糖兑的，红就是能量，红就是希望。一双竹筷整齐码放在碗口左侧，这大概也是院落里这几户邻居女人们给出的忠告，那一天早餐就餐前竹筷是不能乱放的。穿在身上的那套海魂童装也被告知只能在早晨起床后才能从樟木箱内拿出，而不能头天临睡前放在床头。这一切，如同宗教仪式般的严谨、虔诚，在上帝面前是来不得半点虚妄与叛逆。

那个年代的早餐吃这种又甜又香的糖水鸡蛋，是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因为是我人生第一次饮用这种佳食，而人的记忆对于第一次行为都是很难抹去的，所以五十多年以来，那种香甜那种滋鲜那种味美始终停留在我的味蕾上。有时候想到它，我就会满口生津，是会有一种“望梅止渴”般效应。

我记得用完这碗糖水蛋后，母亲将一只崭新书包斜挂在我的左肩。因为个子矮小，挂在我肩膀的书包垂坠落在离地面不到三十厘米了。

我是与四合院内一位邻居家的女孩一起上学去的，母亲陪同着我俩，出院门左拐，沿我家北墙外的茶花弄向西，然后左转竹笆弄，过村河老街和那一座亭子石桥到达村小学的。

村小学设在陈家祠堂内——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个祠堂叫做什么祠堂，只知道是大人们常去看过戏的那个祠堂。祠堂墙壁很高大。它的进门有二个，一个是西门，也是主要的学校前大门，另一个是近东侧的北门，是后门，也是学校食堂人员出入时不影响读书教学环境的通道，偶尔也有从东边过来的学生从这道门进入学校。母亲陪同我们是从祠堂西门进入。

我也知道母亲天天从这道门出入，母亲是这个祠堂村小学教师。她既教语文又教音乐，是从一年级至六年级的跟班老师。

我就读一年级第一学期时，母亲教三四年级，她不是我的班主任。我的一年级班主任是一位名叫胡丽娟的20多岁青年女教师，我们叫她“小胡老师”。她身材不高，却亭亭玉立，“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颜色 ”，十分的漂亮；白晳的鹅蛋脸形上镶嵌着一双水晶般明亮的大眼睛，挺直的鼻梁下面是两片随时会让男教师们看得心悸的薄薄的小粉唇。甭说与她同龄段的大男人们，就连我们这些还没有长出多少雄性“荷尔蒙”的一年级小屁男童们也会被小胡老师美貌所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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