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之初散文
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是茶的原产地,证据除了云南等地的野生大茶树,就是众多的典籍记载了。其中就有神农氏的传说。神农氏为了给天下人寻求致病的验方,亲自尝百草。他什么草都尝,难免会中毒,靠什么解毒呢?靠的就是茶叶。他是怎么发现茶叶的这一功效的,有不同说法,但《神农本草》明确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茶叶被认为是一种解毒特效药。陆羽《茶经》认为:“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神农本草》约作于秦汉时代,由此可见,最晚在战国时代,茶叶已经被了解、饮用,当然是作为药物。
茶树的故乡是云南,但巴蜀才是茶业、茶文化的摇篮。
确凿的文字记载出现在西汉末年。当时有个叫王褒的人,官至谏议大夫,也是辞赋作家,他到成都寡妇杨惠家作客,杨惠家的一名仆童叫便了,认为他们的关系不清不楚,对王褒没有好脸色,不仅不给客人酤酒,还到杨惠亡夫墓前发牢骚。王褒被气坏了,要杨惠把这个恶仆卖掉,便了说:“我这个人好冲撞人,没人会要。”王褒就说自己愿买。便了当然不情愿,在写契约时说:“你要我做的事,必须都写在合同里,事先没写的,我是不干的。”王褒一口答应,就洋洋洒洒地写了起来,一直写到便了求饶为止。这就是著名的《童约》。
这篇游戏文字,无心插柳地为中国茶史留下珍贵一笔。因为在王褒列举的种种杂务中,出现了“烹茶尽具”,“武阳买茶”两项。由此可以看出,最迟在西汉的巴蜀地区,茶叶作为日常饮料已成风尚,而且在富裕人家,还出现了专门的茶具,需要准备齐全,洗涤干净。另外,茶叶已经高度商品化,出现了比如武阳这样相当规模的茶叶集散地。西晋张载《登成都楼》诗中有“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极言成都茶叶的名闻遐迩。同时代孙楚介绍土特产产地的《出歌》中也写道:“茱萸出芳树颠,鲤鱼出洛水泉。……姜、桂、荼拜出巴蜀”,荼就是茶的早期写法,一说是指早采的茶(东晋郭璞《尔雅注》):“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拜也是茶,是晚采的茶。由此可见,从先秦直到西晋,巴蜀都是茶业的中心,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直到今天,成都的茶馆之多之兴盛,依然在全国罕有其匹,这是有来历的。
四川这个天府之国有个缺点,就是交通不便,因此茶业和饮茶习俗的传到中原非常缓慢。清代大学者顾炎武《日知录》中认为:“自秦人取蜀以后,始有茗饮之事。”战争打破了巴蜀的封闭环境,茶叶也在全国传播开来。
这是一封在中国茶史上经常被提起的家书:西晋大将刘琨,就是“闻鸡起舞”的那位志士,在给侄子刘演的信中写到了茶:“前得安州干姜一斤,桂一斤,黄岑一斤,皆所须也。吾体中溃闷,恒假真茶,汝可致之。”说前些时收到了你寄来的干姜一斤,桂一斤,黄岑一斤,都是我需要的东西。但是我经常感到烦乱气闷,要靠喝一些真正的好茶来解除,因此你可以给我买一些来。“恒假真茶”,有的版本作“常仰真茶”,意思相同。身为北方世族,刘琨已经知道茶的益处,懂得茶有优劣真伪,而且把好茶当成从身体到精神的一剂良药,千里求之。茶的饮用,终于流传到了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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