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诗歌艺术成就

白居易在艺术上存在这些缺陷是不足为怪的。艺术性的问题不是一个纯技巧问题，它与作家生活经验的广度，以及认识生活的深度有密切的关系。下面来谈谈白居易诗歌的艺术成就。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白居易是唐代继杜甫之后在诗歌创作上取得卓越成就的又一杰出诗人。他将自己的诗分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大类，其中他本人认为价值最高最为认可的是讽谕诗，“为时为事而做，救济人病，裨补时阙，”很好地体现了他诗论的精神。而对感伤诗他当时并不看重，对闲适诗则从来就评价不高。今天从整体看白居易的诗，大多数人认为他最好的诗应该是感伤诗，闲适诗中也有很多好的、积极的内容，应有新的评价。这些是从思想内容方面看。从艺术成就的角度看，讽谕诗不能算是他艺术成就最高的诗，而感伤诗和闲适诗则达到了艺术成就的高峰。

以写小说的手法写诗，拓开了诗歌创新的历史先河

白居易感伤诗代表作《长恨歌》的艺术特色是多方面的，而其在以写小说的手法写诗方面有着空前创新的作用：大大拓展了诗歌的容量，使读者在欣赏精美语言的诗篇中，领略到小说题裁所具有的壮美画面和精彩纷呈的情节内容，达到了多信息量获取与身心愉悦欣赏的完美结合，有着特殊的撼人心魄的力量。

小说是生活容量最大的一种叙事文学形式，它通过曲折感人的故事情节、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提供一幅幅人情入理和生动逼真的生活画面，引导读者认识社会、体验人生，并体味作品的思想内容、生活情趣和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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