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漕运对回族在天津聚居点形成与发展的影响论文

天津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大城市，共有三十个民族。回族是天津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之一，据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是17.24 万人。回族为什么要选择天津作为定居之处，经过查阅相关史料，笔者认为这与历史上天津漕运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

天津经由“寨”、“镇”、“卫”、“州”、“市”的逐步升格，终于发展成为一千多万人口的一个直辖市，这取决于天津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天津北枕燕山，东临渤海，北运河、子牙河、南运河等在三岔河口汇聚为海河，横贯市区东流注入渤海。河海相衔并毗邻北京，使天津成为南北交通的枢纽和京畿门户。

元朝定都大都，人口迅速发展导致物资供应不足，政府下令发展漕运。《元史﹒罗璧传》记：“至元十二年(1275年)始运江南粮，而河运弗便。”《元史》称元大都“百司府庶之繁，卫士编民之从，无不仰给江南”。自此开始，位处运渠枢纽点的天津三岔河口成为元大都的经济咽喉。

明清两朝漕运继续发展，而且随着北京城市的发展，漕运数额不断增长。天津不仅成为运输基地，并且有相当一部分粮食在此囤贮。《明史﹒食货志》载永乐二十一年(1423 年)山东巡按陈济言：“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所举。今都北平，百货倍往时。”可见当时因漕运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而且明朝为鼓励运军致力于漕运，还允许漕船附载一定数量被称作“土宜”的土特产，作为商品沿途饭覅，给予免税优待，因此人们竞相抢载。清代漕运推动天津商业发展还有另一个因素，便是清代北运河淤浅，漕船必须在此转驳船运北京，所在土宜也必须在此卸货，然后再贩卖或转输。

通过天津漕运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漕运不仅促进了天津商业的发展，也为回族来此定居提供了条件。

二

据《元史﹒武宗纪》载“癸亥，摘汉军五千，给西十万顷，于直沽沿海屯种，又益以康里军二千，主镇守直沽海口屯储都指挥使司。”这里的“直沽海口”即天津，“康里军”即包括大量回回的西域少数民族军队。他们做为军士被蒙古贵族征发拨调到漕运和盐业相当发展的直沽来，“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既戍守，又屯种，之后，就演变成当地的农民。这是现今考证的关于回族在天津出现的最早的记载。又据河北正定县元至正八年(1348年)《重建礼拜寺记》碑文：“回回人之遍天下，而此地有多，朝夕不费礼，今近而京城，远而诸路，其寺万余……”。处于华北腹地的天津，较正定更接近京城，来此定居的“回回人”，定不会是少数，如前述，天津在元代是漕运的转口站，还通过河道与北京、中原地区、东南沿海地区发展水运交通，运粮船每年从南方到此停卸，又有不少盐场，必吸引来众多的回回商人、军士和官吏来此定居。

元代以后，天津回族多来自祖国南方。永乐二年(1404年)明统治者“出旨迁民”，“以实空地”，强迫大量的回汉族人民由江南的直隶(南京辖地)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北迁。明政府下旨迁民是明代来津定居的回族的一个重要来源。据《天津志略》和《天津概要》文载：“津邑清真寺有十五座，以穆家庄清真寺为最古，建于明永乐年间”。天津八大家之一的穆家(回族)后裔穆芝房也曾撰文说：“天津木星的先祖穆重和，原籍是浙江钱塘县。远在明朝永乐年间随燕王朱棣北来，驻兵津北乡一小村，后在此落户，称穆家庄。”其次，前述明代漕运的发展以及由此带动的商业的发展，也吸引了大批善于经商的回族来此定居。与汉族“农本商末”的思想不同，回族则是“商本农末”，他们不似汉人安土轻迁，而是重利求变，思变喜迁。回族人因其性格、观念、职业和传统的影响，更重视逐利于他乡，以商贾为第一要业。所以，大迁徙对于回族人来说，常常是一种推进事业的机遇。而漕运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了把握这种机遇的条件。天津旧城外西北角一带居住的为数众多的回民，其祖先多是船民，明代天启年间，通过南运河自安徽、湖北、河南、河北等地而来。

清代，仍行河运，清政府允许驳船在空闲季节“如有商货、盐斤，均准揽载”，这就促进了天津与内河地区的货物贸易往来。据乾隆年间，武清县杨村镇的回民已建立清真寺，并以此为中心，吸引外地回民来此落户。二十世纪初已达2400 多人。塘沽区的南开村，到嘉庆年间初期，拥有回民百余户。清朝末年，大红桥南北正式形成回民聚落区域，久之，形成南以同义庄，北以清真巷为轴心的回民区域，同义庄回民尤多。

民国初形成的回民聚落点是南开区南门外菜桥子一带，河西区的三义庄一带。

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因工作调动、学生毕业分配、投资经商等原因又有大批回族来到天津。到2006年，天津回族已达到17 万多人，并建有1 个回族乡、35个回族村，成为天津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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