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漕运对回族在天津聚居点形成与发展的影响论文

文章 2019-07-01 14:44:52 1个回答   ()人看过

天津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大城市,共有三十个民族。回族是天津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之一,据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是17.24 万人。回族为什么要选择天津作为定居之处,经过查阅相关史料,笔者认为这与历史上天津漕运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天津经由“寨”、“镇”、“卫”、“州”、“市”的逐步升格,终于发展成为一千多万人口的一个直辖市,这取决于天津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天津北枕燕山,东临渤海,北运河、子牙河、南运河等在三岔河口汇聚为海河,横贯市区东流注入渤海。河海相衔并毗邻北京,使天津成为南北交通的枢纽和京畿门户。

元朝定都大都,人口迅速发展导致物资供应不足,政府下令发展漕运。《元史﹒罗璧传》记:“至元十二年(1275年)始运江南粮,而河运弗便。”《元史》称元大都“百司府庶之繁,卫士编民之从,无不仰给江南”。自此开始,位处运渠枢纽点的天津三岔河口成为元大都的经济咽喉。

明清两朝漕运继续发展,而且随着北京城市的发展,漕运数额不断增长。天津不仅成为运输基地,并且有相当一部分粮食在此囤贮。《明史﹒食货志》载永乐二十一年(1423 年)山东巡按陈济言:“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所举。今都北平,百货倍往时。”可见当时因漕运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而且明朝为鼓励运军致力于漕运,还允许漕船附载一定数量被称作“土宜”的土特产,作为商品沿途饭覅,给予免税优待,因此人们竞相抢载。清代漕运推动天津商业发展还有另一个因素,便是清代北运河淤浅,漕船必须在此转驳船运北京,所在土宜也必须在此卸货,然后再贩卖或转输。

通过天津漕运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漕运不仅促进了天津商业的发展,也为回族来此定居提供了条件。

据《元史﹒武宗纪》载“癸亥,摘汉军五千,给西十万顷,于直沽沿海屯种,又益以康里军二千,主镇守直沽海口屯储都指挥使司。”这里的“直沽海口”即天津,“康里军”即包括大量回回的西域少数民族军队。他们做为军士被蒙古贵族征发拨调到漕运和盐业相当发展的直沽来,“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既戍守,又屯种,之后,就演变成当地的农民。这是现今考证的关于回族在天津出现的最早的记载。又据河北正定县元至正八年(1348年)《重建礼拜寺记》碑文:“回回人之遍天下,而此地有多,朝夕不费礼,今近而京城,远而诸路,其寺万余……”。处于华北腹地的天津,较正定更接近京城,来此定居的“回回人”,定不会是少数,如前述,天津在元代是漕运的转口站,还通过河道与北京、中原地区、东南沿海地区发展水运交通,运粮船每年从南方到此停卸,又有不少盐场,必吸引来众多的回回商人、军士和官吏来此定居。

元代以后,天津回族多来自祖国南方。永乐二年(1404年)明统治者“出旨迁民”,“以实空地”,强迫大量的回汉族人民由江南的直隶(南京辖地)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北迁。明政府下旨迁民是明代来津定居的回族的一个重要来源。据《天津志略》和《天津概要》文载:“津邑清真寺有十五座,以穆家庄清真寺为最古,建于明永乐年间”。天津八大家之一的穆家(回族)后裔穆芝房也曾撰文说:“天津木星的先祖穆重和,原籍是浙江钱塘县。远在明朝永乐年间随燕王朱棣北来,驻兵津北乡一小村,后在此落户,称穆家庄。”其次,前述明代漕运的发展以及由此带动的商业的发展,也吸引了大批善于经商的回族来此定居。与汉族“农本商末”的思想不同,回族则是“商本农末”,他们不似汉人安土轻迁,而是重利求变,思变喜迁。回族人因其性格、观念、职业和传统的影响,更重视逐利于他乡,以商贾为第一要业。所以,大迁徙对于回族人来说,常常是一种推进事业的机遇。而漕运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了把握这种机遇的条件。天津旧城外西北角一带居住的为数众多的回民,其祖先多是船民,明代天启年间,通过南运河自安徽、湖北、河南、河北等地而来。

清代,仍行河运,清政府允许驳船在空闲季节“如有商货、盐斤,均准揽载”,这就促进了天津与内河地区的货物贸易往来。据乾隆年间,武清县杨村镇的回民已建立清真寺,并以此为中心,吸引外地回民来此落户。二十世纪初已达2400 多人。塘沽区的南开村,到嘉庆年间初期,拥有回民百余户。清朝末年,大红桥南北正式形成回民聚落区域,久之,形成南以同义庄,北以清真巷为轴心的回民区域,同义庄回民尤多。

民国初形成的回民聚落点是南开区南门外菜桥子一带,河西区的三义庄一带。

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因工作调动、学生毕业分配、投资经商等原因又有大批回族来到天津。到2006年,天津回族已达到17 万多人,并建有1 个回族乡、35个回族村,成为天津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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