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历史原因

唐代边塞诗数量之多，诗人之众，风骨雄浑豪壮，特别是盛唐边塞诗，在中国历朝同类诗歌中居于领先地位。

以军旅、征战等边塞生活为题材的边塞诗最早起源于《诗经》中有关战争和征戍题材的诗歌，经过汉魏六朝，边塞诗无论从质上还是量上都有一定的提高，到了唐代，边塞生活成为诗歌创造的普通题材，特别是自玄宗开元元年(713)至代宗大历五年(770)这一盛唐时期的边塞诗，更是以其充沛的感情，刚健的笔触，描写了壮丽的边塞风光，豪迈的军戍生活。在近些年的唐诗研究中，边塞诗是众所瞩目的热门课题，已发的论文多达数百篇，但大多都是从文学的角度研究边塞诗的，从历史的角度探讨边塞诗在盛唐盛行原因的论文甚少，从解放到现在主要相关论文有陈涛的〈〈盛唐边塞诗的繁荣及内容再探〉〉，黎传绪的〈〈论盛唐诗歌特征及其原因〉〉[2]等，还有个别的论文集也有所论及，其中胡大浚“深沉的历史意识和特定的现实条件造就的时代精神，独特的社会文化心理是盛唐边塞诗盛极一时的根本原因”[3]是最重要的观点，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展开并深入地论述边塞诗盛行的历史原因，在综合前人的观点上通过举例等论述使之成为更为全面的结论，这不仅可以理清其盛行原因，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将有助于我们对唐文化史乃至中华文明史的认识。下面我将从物质、精神、文化、战争融合四个方面来浅析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历史原因。

一、 唐帝国强盛的国力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物质方面)

唐承隋制，是在隋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封建王朝，并且在开元、天宝时期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向了辉煌的顶峰。唐代是一个变革的大时代，国内各民族进一步融合，对外文化交流频繁，思想高度活跃，整个社会生活呈现出一种积极健康向上的趋势，给人以一种蓬勃而富有生机的感受。这样的时代背景，必然有助于开阔人们的视野，充实人们的生活体验，激荡起感情和想象的波澜，从而为艺术文化的创造开拓出崭新的局面。盛唐边塞诗正是在唐帝国所开创的空前强盛的政治经济文化这一肥沃土壤里迅速成长繁荣起来的。

处在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王朝经济是十分发达的。由于唐初推行均田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由于隋末农民起义对豪强势力的严重打击，使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与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从而使唐代的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与发展。到贞观年间，唐代的经济不仅得到全面的恢复，还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贞观政要.政体>>有当时“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备，又颇致丰稔，米斗三四钱”，就是见证。到玄宗时代，唐朝的经济更是达到颠峰，<<杜甫.忆昔>>中已是“小邑犹藏万家室”，“公私仓廪俱丰实”.

同时唐帝国也是一个气度恢宏的大国，言路开通，思想活跃，政治文化氛围较为宽松自由，这为唐边塞诗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像元稹《连昌宫词》、白居易的《采诗宫》等，虽然批评了皇帝，也并没有因此犯忌讳。正因为这样，所以朝野上下，有一种比较自由的空气。<<杜甫.饮中八仙歌>>中有诗人可以“举觞白望青天，皎如玉树立风前”，可以“长安市上市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唐代的变革更带来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全面兴盛，形成了让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欣羡赞美的“盛唐气象”，唐代边塞诗尤其是盛唐边塞诗的雄豪风貌，正是以这种强大帝国蒸蒸日上的国势及其所展示出来的“盛唐气象”为其现实依凭的。

二、唐诗的整体繁荣和边塞诗的长期发展是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内在逻辑起点(文化方面)

盛唐边塞诗繁荣，既有其共时性的因素，诸如盛唐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的强盛，同时又有其历时性的“史”的因素，即从文学发展的流变来看，盛唐边塞诗之所以能够成为历代边塞诗之冠，主要是因为它是唐诗全面繁荣和边塞诗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首先，唐诗的整体繁荣带动了边塞诗的创作水平，提高了边塞诗的艺术成就。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极盛时代，诗歌总量现存超过50000首，诗歌作者近2300人，诗歌繁荣盛况空前，技巧之成熟，流派之众多，体裁之完备，揭露社会矛盾之深刻，描摹人物心态之细致，几乎空前绝后之地步!唐代诗歌的这种整体氛围和总体格局，使得作为唐代诗歌重要组成部分的唐代边塞诗的创作水平和规模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和拓展。

其次，从边塞诗自身发展的逻辑来看，在唐以前，边塞诗歌已有悠久的历史，《诗经》始为滥觞。两汉时期，武功卓著，对匈奴的长期战争和经营西域的成就，不仅对当时社会，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都有深远的影响。尽管由于诗歌创作的不发达，没有为我们留下成熟的边塞诗，然而汉乐府中的《上之回》、《战城南》，以及许多已亡佚的作品，如《陇头水》、《出塞》、《入塞》、《关山月》等等，却成了唐人边塞诗中最常见的题目，《乌孙公主歌》、《李陵歌》、《匈奴歌》成为典故常为唐人所歌咏。建安魏晋南北朝诗歌对唐代边塞诗的影响就更为明显了，它们之间有着更加直接的渊源关系。

三，民族边患战争的长期存在也促进了盛唐边塞诗的发展与繁荣。(战争和融合方面)

自大唐建国伊始，便面临着严重的边患。事实上，在李唐近三百年的历史中，边患一直没有真正解除。于是，在唐代士人中，特别是那些渴望建功立业而扬名沙场的高洁之士便大量涌现出来，这就为从军出使，漫游塞上提供了方便，实际上也就为诗人直接和间接地吸取边塞生活养料创造了可观条件。而与此相关的边塞诗也便应运而生了。当时边事不休，文人崇尚军功，“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成为当时众多士子的共同心态;而国内承平气象又自然使人想到秦汉王朝空前威严雄浑气象(因此之故，唐代文人爱在诗中出现“秦汉”字眼，王昌龄《出塞》中“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17]，这种对秦汉王朝的追慕情怀，笔者姑名之为“秦汉情结”)，这更激起诗人心中的豪情。 盛唐边塞诗人中作豪壮语者颇多。如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以“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极写军情之急，以“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力衬唐军之勇。高适在《燕歌行》中，以将士面对“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的酷烈战争，表现出“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哪顾勋”[18]的无私报国。

但不可回避的是，盛唐边塞诗人的这种豪情也往往伴随着“边愁”。边地辽远，生活苦寒，“五月天山雪， 无花只有寒”(李白《塞下曲》)，羌笛“怨”杨柳自在情理之中。在组诗《从军行》中，王昌龄才抒发“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的豪情，又流露出“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19]的愁绪。

由于战争的影响，所以各民族出现了空前的融合，再加上唐统治者采取开明的民族政策和民族思想，从而扭转了自古以来大汉民族鄙视少数民族的偏见，如<<资治通鉴>>中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在李世民的带头下诗人们也逐渐摒除了民族偏见，这就从很大形势下促进了民族关系的改变，为各民族边塞诗人的互相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由于各民族诗歌风格的相互融 合，为诗歌的发展补充了异样的血液，从而促进了 边塞诗的繁荣.

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唐朝边塞诗派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它的形成也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酝酿。事实上早在边塞诗派形成之前，不少文人已经创作出数量可观且远胜于前代的边塞诗，像骆宾王，陈之昂等，但唐代边塞诗派的真正形成却是在盛唐时期。从骆宾王到陈之昂，初唐边塞诗大大地发展、丰富了，虽然还未能形成独立的流派，但已为盛唐边塞诗派的出现做了多方面的准备，预示着一个更加繁荣的边塞诗创作时代的到来。

由此观之，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原因不是单方面造就的，而是由多方面因素综合构成的，是唐王朝雄厚的国力、开明的文化政策、士人锐意进取的民族精神及下层民族之间长期的战争与融合谱写出来的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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