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创伤记忆的研究论文
一、个体·亲历·情绪：心理学意义上的创伤记忆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创伤记忆就是“指对生活中具有严重伤害性事件的记忆”（杨治良等），这类伤害可能关系到身体、心理或者是精神，它引发了主体在认知、情感以及价值判断方面的相应反应，并对后者的生活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比如说，一个孩子和一个成年人同样经历一场地震，他们的感受和记忆肯定不同。同样，一个亲赴战场征战的男人和一个在家守候等待的女人也必然会对战争有迥异的认识，一个生性敏感的文人在遭遇流离失所甚至背井离乡的困境时也往往会比一个不识字的农民表现出更多的悲愤之情。也就是说，从理论上来讲，创伤记忆首先是个体记忆，它基于个体的创伤性体验或经历，并且因为记忆主体的差异化和多元化，没有两个个体会对同样一个伤害性事件形成完全一致的记忆。
也正因此，我们还可以推断出创伤记忆的第二个特征，即它是一种亲历性记忆。也就是说，在伤害发生时，记忆的主体必定是在场的：或者在空间上具有场地性，即主体就在事发现场；或者在时间上具有即时性以及广义上的时段性，即包括事件发生的当时及后来一段时间内，记忆主体都是在场的。比如一个幸存者亲历了纳粹屠犹的巨大灾难，他对大屠杀期间的记忆就是一种创伤记忆，而他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后代子孙对纳粹屠犹的记忆则是想象性的，后者的创伤来自于他们对亲人所遭受的痛苦和伤害的“想象性体验”，尽管这种“想象性体验”最终还是要追溯到那场大屠杀，但它必定不能与幸存者及目击者的记忆相等同。前者是经由体验产生的，而后者则是经由对经验的复述产生的。以此类推，不管是什么样的创伤，像地震、洪水那样的自然灾害，或像饥荒、贫穷那样的社会灾难，又或像战争、屠杀那样的政治苦难，创伤性记忆一定要基于某种“亲身体验”，它不可能是“想象性”的。
二、“钩光灯”的启示：创伤记忆的伦理阐释
也许正是从遗忘与记忆的关系角度出发，我们才更容易理解记忆心理学中把创伤记忆与闪光灯记忆结合在一起来研究的逻辑动力。“闪光灯记忆”（ Flashbulb Memories）是在1977年由美国心理学家布朗（ R。Brown）和库里克（J。 Kulik）最早提出来的。根据心理学的解释“闪光灯记忆是指有新闻价值的创伤性事件的体验者（例如，经历大的自然灾难、国家元首的逝世等），不仅能够回忆起事件本身，而且能够回忆起事件发生时具体场景的现象”（杨治良等388，416）。闪光灯记忆尤其适用于那些“特殊的、重要的或令人吃惊的事件”，例如地震、“9·11”事件、“非典”等等。
拿“非典”来说“非典”是21世纪初中国人所遭遇的一场重大的创伤经历，几乎所有的人都被卷入其中，但不同身份、不同位置的人对“非典”的记忆却不尽相同。医生记住的可能是实施抢救的过程、病人的病症以及一点一滴变化的身体，病人记住的可能是患病时恐慌而紧张的心情、对家人对未来的担忧和期待、医院里闪亮冰冷的仪器设备、昏厥中恍惚响起的各种各样嘈杂的声音，病人家属记住的可能是被隔离观察时的紧张和纠结、身边人群匆忙闪烁的眼神、一个个暖昧模糊却全副武装的医生；孩子大概只能记住神秘的白口罩和家人焦躁的训斥，电视机前每日观看新闻广播的观众记住的可能是某个令人惊惊的数字、电视上一副副揪心的画面，药店售货员记住的可能是某种特别热销的药品、人们涌向药店购买某些被指定的预防保健品时的饥渴和急迫。总之，在“非典”这一事件本身所能提供给人们的核心信息背后，仍有许多人记住了事发时的环境，或者是那些和“非典”相关甚至无关的非核心信息。就像闪光灯的意象所暗指的那样，闪光灯记忆包含了很多具体的细节，这些细节也许是偶然进入记忆中的，但它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折射出事件的不同方面、反映了个体对事件的不同认识，最终也必然会将分散的、零碎的、印象式的记忆汇聚成一个整体，复原事件的轮廓和面貌。
三、亲历的优势：创伤记忆的真实性与正确性
回到我们关于创伤记忆的讨论上来。前面我们曾提到过，创伤记忆至少有三个基本的特征：个体性、亲历性、情绪性。如果参照“闪光灯记忆”的工作原理、马各利特对共同记忆与分享记忆的区分及其对记忆之“共时性分工”与“历时性分工”的甄别，不难发现，创伤记忆最核心的特质是记忆主体的亲历性。亲历性不仅为记忆的代际研究划定了界限，为寻找记忆的源头和厘清记忆的传播制定了标准，而且对记忆的真实性问题提供了绝对的支撑，甚至引发了对不同身份的记忆主体如何承担记忆使命的争论。所以说，记忆个体之亲历性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创伤记忆的要义在于创伤，个体要记住的正是那些在自然、社会、历史与文化层面上带给其苦难、灾难、伤害和痛苦的事件或经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创伤记忆的主体都是“受害者”，而亲身经历某种伤害，这本身就构成一种立场或姿态。“我曾经在那里，，‘我亲眼目睹事情的发生，，“我切身感受到”，目击或见证在此具有无可替代的力量。亲历性不仅仅体现为它是一种最大可能的客观呈现，而且几乎就是在与创伤产生的同时，亲历性就赋予亲历者某种绝对的优势或权威性，这种优势类似于某种感情上的或道德上的优势，它几乎可以超越一切后人的价值评判；而这种权威感的获得也无可厚非，它先天地承担起验证历史之确定性和可信度的责任。
四、身体和语言：创伤记忆的表征及现实书写
创伤记忆研究至少包含两个层面：其一，创伤记忆的事实来源，即事件、事发环境、亲历者及其共同构成的己经过去的“历史”；其二，创伤记忆的讲述、流传，即对“历史”的文化表征与现实化。自20世纪后期至今，学界对创伤记忆的研究多集中在第二点上。一方面，这与整个20世纪的历史有关。战争几乎占据和贯穿了整整上一个百年，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对人类文明的损毁及对人类理性信仰的颠覆，几乎成为全世界都永远无法消除的梦魔。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的“世界记忆”项目中，来自60个国家的158份文献资料均己列入该项目“国际注册”（ International Register）表单，其中就包括“战争与外交记忆，、“奴隶制”，“殖民记忆”等与精神创伤密切相关的记忆主题，而与当代史更加密切的则是“政治迫害与政治创伤记忆”（转引自张俊华150石2）。另一方面，这又与迅猛发展的新媒体及技术有关。摄像机、数码合成、网络等各式电子媒介，无一不在影响着人类对现实的塑造和对过去的认知，纸版文学创作、影视剧编写、网络小说写作、“微时代”各种快捷书写，越来越多的方式和手段涉入到了人类对创伤记忆的表达当中。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创伤记忆与文化”之间以及“创伤记忆与媒体/媒介”之间的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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