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厢记》和《牡丹亭》看中国古代女性意识的觉醒论文
摘要《西厢记》中崔莺莺是中国古代文学人物形象中一个勇于反叛、敢于向封建势力宣战的经典形象，她代表着中国古代女性意识的最初觉醒。《牡丹亭》中杜丽娘要求女人应当得到自己的权力，即对男性的需求，认为女人天生应有性爱的权力，是中国古代女性意识的真正甦醒。
关键词 《西厢记》 崔莺莺 《牡丹亭》 杜丽娘 中国古代女性意识觉醒
《西厢记》是元代著名作家王实甫的作品，其中的女主角崔莺莺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人物形象画廊里一个勇于反叛，敢于向封建势力宣战的经典形象，同时她也代表着中国古代女性意识的最初觉醒。这个形象的诞生有其社会根源，元代实行较为极端的民族政策，使得汉人极其重视“门第观念”，原来已有的婚姻等级制度更加森严。而元代的统治阶级由于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所以他们对汉人的文化不太重视，儒家的思想统治受到了严重的削弱，这就使得思想界和文化界也出现了松动。元代更是长期废除了科举制度，即便恢复以后汉人也很难考上，并且还有“十儒九丐”的说法，汉族文人的地位十分低下，不得不时常出没于教坊勾栏，创作出大量关于婚姻爱情的杂剧，这些都为崔莺莺形象地出现提供了现实的土壤。元代统治者崇尚佛教，建有大量的寺庙，这就为崔莺莺和张君瑞的相遇提供了合适的场所。
崔母想把崔莺莺培养成遵循封建礼教的典范，为此还专门请了一个老夫子进行教育。可事与愿违，当春暖花开时，当崔莺莺读到《诗经·关雎》时，她对爱情产生了最初的萌动，开始有了人性的自然觉醒。这让她从心底发现了青春被禁锢的痛苦，发出了“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的感慨!这些为后来崔莺莺和张生的相爱打下了基础，为崔莺莺的反叛提供了内心根源。崔莺莺对张生一见钟情，首先是对张生外表的倾慕，但更多的是对他才情的认可。不过如果张生不首先表达爱慕之情，崔莺莺是不会主动提出的。崔莺莺在对爱情地追求中内心热烈、外表冷静，夜间热情、白天“规矩”。
这些都是处在重重封建礼教中女性的正常反应。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顾忌，但是崔莺莺对待爱情的态度却是坚定的，这是对传统的“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观的反叛，是女性个人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
更为重要的是崔莺莺在对待名利的态度上，当张生赴京赶考时，崔莺莺嘱咐道：“你与俺崔相国做女婿，妻荣夫贵，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还抱怨道：“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又千叮咛万嘱咐“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在崔莺莺的眼里，富贵比不过两人心心相印的真实爱情。
但在封建社会里，女性不可能取得等同于男性的话语权，从而得到社会的认可，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得以体现。当崔张二人结合之后，主动权便交到了张生的手里，崔莺莺说道：“妾千金之躯，一旦弃之。此身皆托于足下，勿以他日见弃，使妾有白头之叹。”表达了男女之间在爱情上的不平等。
崔莺莺的一切希望只能寄托在张生身上，张生的行为左右着事态的发展。
崔莺莺对爱情的追求是对自己女性意识的自我肯定，是一种直观的、直觉的认识，而她在爱情追求中的矜持、犹豫、顾虑却反映了刚刚萌发自我意识的女性觉醒历程中的脆弱性和矛盾性。所以说，崔莺莺表现了女性意识觉醒的萌芽状态。郭沫若曾高度评价《西厢记》的划时代意义：“有生命之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的凯旋歌、纪念塔。”如果说崔莺莺只是女性意识最初觉醒的话，那么《牡丹亭》的女主人公杜丽娘就是女性意识的真正觉醒。她对理想爱情的追求比崔莺莺主动得多、坚决得多，青春的觉醒、人性的甦醒更集中、更鲜明。她对爱情的理解很简单，就是要求女人应当得到自己的权力，即对男性的需求，也就是认为女人天生就有性爱的权利。而这一要求是在她之前的文学作品中的所有形象都不曾有过，因此杜丽娘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真正觉醒的第一人。之所以杜丽娘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真正觉醒的第一人，这与当时的时代以及《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是分不开的。
汤显祖生活在明朝后期，这时中国封建社会已逐渐走向没落，在它的内部开始缓慢地萌发出某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在江南，资本主义的苗头在缓慢地萌发，市民阶层得到较大的发展。汤显祖不但是伟大的戏剧家，还是明朝后期进步的思想家。他幼年时受到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双重影响，这形成了他入世和出世的矛盾的世界观。在思想上，他还受到了明朝后期泰州学派著名思想家罗汝芳和李贽较大的影响，自谓“一生疏脱，然幼得于明德(汝芳)师，壮得于可上人。”(《答邹宾川》)而泰州学派最重要的思想就是“率性所行”及“百姓日用即时道”，这些显然与程朱理学天理至上，维护正统的思想格格不入。汤显祖建立起“至情”世界观，认为情是人的生理本能，这种个人本能凌驾于一切之上。它具有强大的力量，“噫而风飞，怒而河奔，世能厄之于彼，而不能不纵之于此。”这种情甚至可以脱离人的肉体而激荡于世间，天理无法约束它，它甚至可以战胜死亡永远存在。他认为情与理是截然对立的，两者互不相容。他在《牡丹亭题词》中说：“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他认为“谛视久之，并理亦无”。也就是说，理是无足为道的，他实际上坚持了“情之所必有”的观点。他认为“情在而理亡”，从而创作出杜丽娘这一伟大的反叛女性形象。
杜丽娘女性意识甦醒最集中地体现在《惊梦》【阜罗袍】【隔尾】中。杜丽娘生平第一次去了自家的花园，“姹紫嫣红开遍”的美景，(“原来蛇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成看的这韶光贱。”)使她顿时内心激荡不已。“天呵，奴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宫之客，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情是人的本能，是理无法压抑得了的。她的觉醒是人性的觉醒。
这是她潜意识中被压抑的性欲正在突破限制，跃跃欲试。生理的成熟是基础，外部的触发是条件。杜丽娘先是由春色的迷人美丽发现了自我的迷人美丽，后是由自然界的美丽联想到自己的青春被埋没。她觉得自己如同罪犯一样被约束着，在灰暗的环境中，无人赏识她的美，于是她十分的不满。
先前朦胧的爱情意识，经过大自然的催发，经过《诗经·关雎》的引导，她终于意识到自己苦闷的根源在于缺乏爱。这样对男女之爱的追求也就自然而然的产生。杜丽娘“不知所起”的情，是她作为一个健全的生命所具有的特性，是出自人自身天性对性欲的本能需求和渴望，是一种普遍的人性。
她坚持的是“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遂人愿，便酸酸楚楚由人怨，”她拥有了强烈的个性解放意识和坚定执著的爱情信念。因此，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她没有了崔莺莺的脆弱和矛盾，不像崔莺莺那样只是被动地接受，左右摇摆，瞻前顾后，而是把自己摆在与男人平等的地位上，像男人那样勇敢主动地追求爱情，为爱而死，又为爱而生。
而《惊梦》则最好展现了杜丽娘强烈的个性解放意识。
她怀着对异性的无限憧憬入梦，在梦中她遇见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向她求欢，在花神的保护下，她半推半就地同意了，在与男人的交欢过程中，她充分地享受了性爱。在现实中无法实现不敢实现的愿望在梦中得以实现。这种对性欲地追求恰好是对封建礼教最大的反抗，也是杜丽娘女性意识的自然觉醒。可在现实中，杜丽娘的欲望不敢有一点的泄露，这与她的追求产生了极大的矛盾而且也无法解决，无奈之下，她只有以死殉情。而当柳梦梅路过此地时，执著追求的杜丽娘的鬼魂赶来相见。在这里，“情”不但战胜了理，也战胜了生死，超越了时空。为了追求爱情，杜丽娘还魂了，她又重新活了过来，依然保持了追求自我的坚定信念，她坚决和代表封建势力的父亲作斗争，宁愿不当杜家女，也不离开柳梦梅。最后在她的执著下取得了胜利。这是“情”的胜利，也是杜丽娘女性意识的真正觉醒，更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女人人性的真正甦醒。
《牡丹亭》公开肯定了人的生命欲望，把个人的生命欲望提高到令人正视、令人崇敬的高度，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女人人性的真正甦醒。所以说，杜丽娘的形象在女性意识觉醒的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崔莺莺和杜丽娘同是面对春天的美景，产生了人性的最初觉醒，同是诵读《诗经·关雎》时产生了爱情的萌动。可是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崔莺莺是被动地接受，而杜丽娘是主动的追求;对待性爱，崔莺莺是遮遮掩掩，而杜丽娘是热烈回应;面对家长阻挠时，崔莺莺是哭泣哀求，而杜丽娘是坚决斗争。所以说崔莺莺代表着中国古代女性意识的最初觉醒，杜丽娘则是中国古代女性意识的真正甦醒。当然，杜丽娘女性意识的进一步甦醒也离不开社会和历史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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