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才子卓人月研究的现状探讨论文
卓人月，字珂月，别号蕊渊。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崇祯八年（1635）贡生。著有杂剧三种，今存《花舫缘》杂剧一本。另有《蟾台集》十二卷、《蕊渊集》四卷。又与徐士俊合编《古今词统》，末附二人唱和之词《徐卓晤歌》。卓人月才高命短，享年31岁。被赵山林评为“是一位李贺式的文学奇才”。是晚明文学发展中的一个亮点，同时又是一个异乎寻常的盲点。一方面，他诗、文、词、曲兼擅。其才华过人，并且是瞬间迸发又瞬间陨落。潘承玉有文总结为：“卓人月其短暂年华迸射出的过人的才智成为明亡之前士人议论的一个常见话题。”由此可知，他在晚明文坛拥有较高的知名度。他与徐士俊、孟称舜、袁于令、薛寀、倪元璐、沈嵊等文人有密切的交往和友谊。卓人月短暂的一生编词集、结文社、吟诗、填词、作剧、创调，从事了不少文学活动，无论从作品数量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值得去关注。另一方面，人们对卓人月以及创作情况知之甚少。迄今无人对卓人月与《蕊渊集》、《蟾台集》进行过全面、深入的研究。因此，对卓人月及其创作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归纳，明确卓人月研究的思维方向，有助于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古代学者对卓人月及其文学创作的研究
古代学者对卓人月生平及创作的研究以诗话点评为主，对卓人月的文学才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父卓发之在对卓人月《蕊渊集》的眉批中夹杂了许多对卓人月诗歌风格的评价，如：“隐秀中每得酣畅”、“悲凉中有深秀之气”、“俯仰间自然成声”、“吐出英雄肝膈”、“有随风摇曳之势”、“一种幽恨喁喁在耳”、“精悍之气见于眉端”、“快活煞人”、“奔放如许”等。如果说卓发之作为父亲，其赏爱具有主观因素，那么其他文人的点评则比较客观。倪元璐评价卓人月作品“极乎情文，凌潘轹庾，假更数稔，真当奴仆命《骚》”，可见在倪元璐的眼中，卓人月的诗文已是非常之卓越，倘若假以时日，定会取得更高的成就。闻启祥评价：“其诗之奇、之博、之风流、所不必言而。吾尤喜其奇以则，博以雅，风流以道。”指出卓人月文章奇肆但不失章法，博学但不芜杂，风流但不失德行。谭贞默在《序珂月遗吟》一文中对卓人月文采更是赞赏有加：“莲旬示我遗吟一编，读之间风骚跌宕之中，忠孝节志，耿耿具现，是岂凡夫小卒所能掉管哉！乐府不减锦囊，古风逼于黄皮，至若和尖叉雪韵十章，坡老且拱手退舍。”《浙江通志》高度评价卓人月：“才情横溢，诗亦不为格律所拘，以未遇早逝。世谓才命病同长吉。”这些对卓人月生平及诗文的研究，虽然只言片语，但却成为今天走近卓人月的珍贵文字。
二、现当代学者对卓人月及其创作的研究
1.悲剧观视角下的卓人月研究
现当代学者对卓人月研究的焦点主要是围绕卓人月的一篇《新西厢序》展开。专著方面，陈竹的《中国古代剧作学史》引陈多评价《新西厢序》是“一篇罕见的古典戏曲悲剧论著”。并进一步指出卓人月艺术生命的中心主题：“文章不令人愁、不令人恨、不令人死、非文也！”并且与同时代剧作家徐复祚、王思任、祁彪佳的悲剧观念进行了比较，认为三人虽都涉及悲剧形式和悲剧审美效果，却缺乏卓人月的悲剧意识。“所以说，在明代，唯有卓人月的悲剧论才真正具有严格的、科学的哲学——美学意义。”谢柏梁《中国悲剧史纲》也提到了卓人月高于其他剧作家之处：“以《西厢记》的结局发端，明代批评家们都渐渐品出了悲剧结局的幽趣。他们的理论开拓，烘托出明代末年最富理论品位的一篇悲剧宏论，那便是卓人月的大手笔。”把卓人月定位为：“是一位悲剧主义的戏剧理论家。”无独有偶，赵山林《中国戏剧学通论》也将《新西厢序》梳理为三个方面：第一，悲剧最能反映现实生活的“定局”；第二，悲剧最能体现“风世”的目标；第三，悲剧最能“脱传奇之窠臼”。并指出这些是卓人月之所以要创作《新西厢记》的原因所在。此外，如袁震宇、刘明今的《明代文学批评史》、叶长海的《中国戏剧学史稿》、朱万曙的《明代戏曲评点研究》等专著，都对这篇悲情剧论有较高的评价。
论文方面有4篇：杨再红的《论卓人月、金圣叹戏曲评点中的悲观主义审美趣味》、谢柏梁的《卓人月的悲世曲论》与袁震宇的《明代戏曲批评中的悲剧意识》，还有赵山林的《中国古代、近代悲剧理论概说》。4篇文章都不约而同地提到《新西厢序》。认为这是卓人月悲剧戏曲理论的全面呈现。由此可知，《新西厢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学价值和美学影响力。总之，对卓人月戏曲理论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卓人月的悲剧观方面。
2.词学视角下的卓人月研究
对卓人月词学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他与徐士俊合编的《古今词统》。现当代学者在肯定《古今词统》价值的前提下，对这部词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陶子珍专著的《明代词选研究》专列一节“推动南宋之词风：《古今词统》”下设五个条目一个附录。分别为“编者介绍”、“编选之版本及体例”、“选词原因”、“选词标准”、“《古今词统》之影响”，附录为“《古今词统》中误题作者之词”。陶著对《古今词统》的梳理问题意识突出且概括性强，是研究《古今词统》不可多得的参考。张宏生的《统序观与明清词学的递嬗——从古今词统到词综》一文是近年来研究《古今词统》方面的一篇力作。文中交代了该文的研究角度：“本文仅从其选词思路入手，不仅揭示其动机，而且希望展示其对清初的影响，以便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将由明至清词学发展的线索加以清理。”文中进一步阐明该词选在明末清初这个特定时代的总结意义，分析了《古今词统》的编选意图，并总结了《古今词统》的特点：“《古今词统》在清初影响最为深刻的，是其对南宋词的提倡。总的说来，这部选本重视南宋词似乎胜过北宋词。”这些有见地的论述，为进一步研究卓人月的词学观提供了可贵的指导。
此外，近两年出现的几篇硕博论文涉及了《古今词统》，但都用笔不多。如刘琴的硕士论文《古今词统与明清词学中兴》，从剖析《古今词统》的选词标准与词学主张入手，探讨《古今词统》对清代各大词派及词选的巨大影响，从而揭示《古今词统》在明清词学中兴的重要作用。岳淑珍博士论文《明代词学研究》、许秋群博士论文《中晚明词的传承与新变》、郑海涛博士论文《明代词坛与词风嬗变研究》都对《古今词统》作了片段式的论述。他们不约而同地指出，《古今词统》的问世，是明末词风转变的一个重要条件。
3.生平家世视角下的卓人月研究
近30年考证卓人月生平的研究论文主要有5篇：邓长风的《文学奇才卓人月的生平行状》；汪超宏的《卓人月家世与生平补考》；郎净的《卓人月年谱》、《再论卓人月之悲剧人生及其戏曲悲剧观》；潘承玉的《明清之际杭州卓氏四作家生平事迹考补——从〈全清词〉顺康卷的一个失误谈起》。
邓长风的《文学奇才卓人月的生平行状》以卓人月的《蕊渊集》和其好友徐士俊《雁楼集》为基本文献，考证了卓人月的生卒年为1606—1636。该文意义非凡，结束了以往文学史一提到卓人月就用“生卒年不详”字样概括的历史。并从原始文献中梳理出卓人月一生的主要经历。郎净的《卓人月年谱》在邓文的基础上对卓人月的生平进行了补充和梳理，卓人月的生平经历在郎文中更为清晰显豁，成为打开卓人月生平的一把钥匙，对于深入研究卓人月提供了不少珍贵的线索。汪超宏的《卓人月家世与生平补考》则是根据邓长风没有见到的一些资料，对卓人月的家世和生平进行了补充。并且对邓文中的误漏加以订正。汪文的特点是将卓人月放在整个卓氏家族中进行考察，除了考察了他父辈的情况还简要介绍了卓人月的后人。关于卒年问题，汪文对邓文考证的年月没有异议，只是认为日期有一天之误。关于这一问题有待于学界结合文献进一步证实。潘承玉的《明清之际杭州卓氏四作家生平事迹考补——从〈全清词〉顺康卷的一个失误谈起》指出，卓人月的父亲卓发之在明亡之前即已辞世，但是《全清词》却将其作品收录。潘文以此为出发点，对明清之际杭州卓氏作家群中较为重要的四位作家生平略作了考补，其中涉及卓人月的生平。潘文考证虽用笔不多，却颇启发学界。“在明万历中到康熙初数十位卓氏文人，最值得重视而又为今学术界不甚熟悉的，还是在科场仕进的播弄或山河改色的洗礼中挣扎的卓发之，卓人月父子和卓尔康，卓人皋父子。他们的生平遭际代表了明清之际很多困顿沉沦的士人的生活命运和人生选择。”说明卓人月的人生经历在晚明不是特例，而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符号。因此，还原卓人月的生平和创作情况之于中国文学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三、卓人月文学创作研究的不足与反思
近30年来考证卓人月生平家世的论文仅有5篇。戏曲及戏曲理论方面涉及的论文仅4篇。其余研究见解均散见于各文学史、断代史中。词及词学观念方面专题研究论文2篇，其余论述散见于硕博论文或词史、词论、词学文献研究中的个别章节中。诗文方面，没有专门研究的论文。各家文学史一般不提卓人月，如果个别提及多是引用他在《古今词统序》中的一句话“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铰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各家文学史中，除陈子方的《明杂剧史》单列出“卓人月与徐士俊”一节，李简的《元明戏曲》单列出“孟称舜与卓人月”一节之外，其余如张仲谋的《明词史》、郭预衡的《中国古代文学史》、郑孟彤的《中国诗歌发展史略》等都是片段式的提及。
卓人月虽然诗、词、曲兼善，但是学界对其文学创作之研究却用力不均，主要研究文献都在戏曲方面，学界给卓人月的定位多为：“晚明戏曲家”，其诗文的研究尚未开展。因此为卓人月诗文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对卓人月戏曲方面的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卓人月的悲剧观方面。可是卓人月仅存的杂剧《花舫缘》却并不是一部悲剧。一部杂剧《花舫缘》为现阶段研究卓人月的戏曲观至少提供了两个思路：其一是结合《花舫缘》探讨卓人月悲剧观之外的戏曲观。其二是讨论卓人月笔下赞赏和喜爱的男主角为什么是落魄文人唐伯虎？卓人月的作家精神与唐伯虎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通过作家精神的讨论，挖掘卓人月其人所辐射出来的文学观和价值观。综合对卓人月词及词学的研究状况可知，学界对卓人月词学研究尚不充分，但至少可为现阶段研究提供三个思路：其一，学者们大多集中在卓人月《古今词统》的研究上，卓人月存词94首，学界对其词作的研究尚未开展。后续研究角度可考虑将卓人月的词作分类整理，分析其艺术风格，归纳其艺术特点，总结出卓人月的词学观。其二，现有的《古今词统》研究都是将这部词集放在词学史的嬗变中考察其作用。后续研究角度可考虑在卓人月词作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古今词统》的编选思路和词学思想与词学创作的互动关系。其三，可以将《古今词统》和卓人月本人放在晚明这个大的文学背景中进行考察。卓人月本人是个率性的文人，如其在《徐卓晤歌引》中自云：“余谓情之所近，其诗最真。拟作何等语，为何等格，未有不失真者。今人争高豪壮，几于村中老塾喜为剑气之歌，使人匿笑不止。若无艳情而为艳语，无岑寂之气而裁岑寂之章，其病累然。我辈率真而已。”
其书斋以“三李”为名，有《如梦令·自题三李斋》写道：“欲问斋中三李：太白风流无底，后主洵多情，俊效易安居士。欢喜，欢喜，我有嘉宾如此。” 卓人月所心摹手追的风流、多情、才俊正是晚明文人心性的基本内涵。但是其《古今词统》的编选，却是充满了理性的文学活动。徐士俊的《古今词统序》云：“必详其逸事，识其遗文，远征天上之仙音，下暨荒城之鬼语，类载而并赏之。虽非古今之盟主，亦不愧词苑之功臣矣。” 王士禛高度评价了《古今词统》的成就：“卓珂月自负逸才，词统一书，搜采鉴别，大有廓清之力。” 可见《古今词统》的编选是颇具苦心的并且带有理性的思考和总结。晚明时代拥有特殊的文学背景，明代中期以后，与整个农业文明向着工商文明迅速转变的历史潮流相适应，文学急剧地向着世俗化、个性化、趣味化流动。但是明末，随着国事多艰，经世实学思潮抬头，部分作家开始与张扬个性、表露人欲告别，向着理性回归，重新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开启了向清代文学思潮的转变。因此，明清之际是个性的张扬与理性的思考并存的时代。无论是文坛还是诗坛都在裂变和转型，而卓人月的率性和理性鲜明地打上了这个时代的印记。因此，卓人月作为晚明文人的一个代表，代表晚明一代文人的整体生存状态，具有典型性。张仲谋的《明词史》也评价他：“在晚明文人中亦颇具典型性。”因此，学界应在目前研究的基础上，投入更多的精力和力量，从文献、文学、文化等方面给予探讨，全面把握卓人月的生存状态、创作状态和精神状态。
注释：
①赵山林：《中国古代、近代悲剧理论概说》，《艺术百家》，1995年第12期。
②潘承玉：《明清之际杭州卓氏四作家生平事迹考补——从〈全清词〉顺康卷的一个失误谈起》，《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③卓人月：《蕊渊蟾台二集合叙》。
④⑤卓人月：《蕊渊蟾台合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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