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里的记忆散文

岁月里的记忆

我生活的这座城市建省辖市已经三十年了。若让我说说她的变化，我虽有一嘟噜一嘟噜的话，却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三十年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我自始至终都是见证人。要说大的方面难免赘言，索性就说说我记忆中的身边事吧。

那时候，我们日子过得很清苦。我每从部队探亲回来就住在岳父母家，全家十二口人蜗居在不到六十平米的空间里。家里连个厕所都没有，二三百米长的木牌坊街家家皆无厕所，街坊邻居同用街上一座简陋的公厕，早晨集中用厕有时还得排队。当时的生活境况确实令人窘迫，因为住房面积小，客厅也就五六平米，一家人吃饭围坐一起，挤挤挨挨的就像下饺子。菜盘里多是萝卜白菜，饭碗里鲜有肉味。每年探亲回来，岳母最稀罕的是我能带回百十斤全国通用粮票，因这粮票“含金量”高，到粮店买面粉不但搭配细粮多且带有香油。岳母还稀罕我的军官证，由于燃煤不够家用，凭此证可到煤建公司多批几百斤生活用煤。我还记得那时走亲戚带礼品就是蒸馍、油条和糕点之类。亲戚离开时有回篮习俗，就是将所带不同礼品各留一半回一半。有一次岳父回篮竟忘记了习俗，为图省事其他礼品丝毫未动，只把上面两封果子留下了，没想到竟害得亲戚来时借邻居家的一封果子无法归还，无奈之下只得掏两毛多钱再买一封。

那时候，我们文化生活很单调。家里没有电视机，只有一台收音机。听新闻、听戏曲，更多的是通过市广播站连接到家家户户的有线小喇叭，且播放分早中晚时段，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听到的，也不是想听什么就听什么。小孩子也没有什么可“喂眼”的东西，翻来翻去就是那几本少皮缺页的小人书。要么就缠着大人讲故事，直到把大人肚子里的东西都掏光。那年头投放影院放映的新影片很少，要是来了新片购票的人要排很长的队。因此也助生了加价倒票的“票爷”、“票霸”，这些人风生水起，在街头很牛很火。当时在影院工作的人由于手里有售票权，受人巴结也很走红。跟影院有关系的人能“走后门”买几张票，同样跟着吃香，其他的娱乐形式现在想想真是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农村娱乐活动更是令人无语。记得一次在农村亲戚家小住，正逢周末热播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当听到亲戚开口说要领着去看电视剧时竟让我们大吃一惊：乡下人还有电视机？有钱买电视机的那货头脑灵活讲经济效益，把院子当放映场看电视收门票。我亲戚就按人头在口袋里揣了几个鸡蛋，一个鸡蛋算一张门票。亲戚说，没鸡蛋，掂块砖也顶数。

那时候，我们家没什么家具摆设。不光是住房小的原因，还受制于经济条件。房间里仅有一件用了不知多少年的旧衣柜归岳父母使用，晚辈的衣物只能装在大小不一的木箱里，其中一个樟木箱应是材质最好的家具。所谓的客厅也没有沙发，只有几把小木椅和矮墩。收音机和手电筒算是家里数一数二的电器了。如今家家都有的电器在那时可以说不敢想象。要说岳父也是1938年入党的南下老干部，还当了20年原漯河市公安局副局长呢，当时家里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除了铃不响什么都响的一辆破旧自行车。说起清苦，还有这样一件有趣的事儿值得提及：1987年冬天，家人从外边请人打制的大衣柜搬到门口，算是家里添置的大件家具了。近九十岁的姥姥走到门口左拐右拐就是不敢迈步，不由对着穿衣镜里的老太太发火：“你这该死的老婆子，凭啥挡住门不让我进屋？”惹得家人笑声一片。原来她老眼昏花，没见过带穿衣镜的物件，更不明白发火的对象就是镜子外的她本人。

三十个春秋的日历一页一页地翻过去，那些艰苦的岁月也一去不复返了，但记忆之河却一直在我的心间静静流淌。如今，我们吃穿用住行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时候”和“这时候”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物质条件和生活环境一年比一年美好，祥和富足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甜蜜。忆昔抚今，恍有隔世，静下来的时候我经常会在心里说，要是我们逝去的亲人能活到今天，也享受一下幸福的滋味和光景，那该有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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