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骆驼祥子》悲剧产生的原因

老舍《骆驼祥子》中人物的悲剧有自身的原因，有社会的原因，还有文化的原因，整部小说都表现出老舍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

(一)人自身的原因是主观的。

主观原因除了上述中祥子思想上的局限外，他性格、心理上的弱点，也体现了国民的劣根性。作品通过一个饱经人生沧桑的老车夫的口，意味深长地指出：“干苦活的打算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一个人能有蹦儿?看见过蚂蚱吗?独自个儿也蹦得怪远的，可是叫小孩逮住，用线儿栓上，连飞也飞不起来。赶到成了群，打成阵，哼，一阵就把整顷的庄稼吃光，谁也没法儿治他们”这不单是对个人奋斗道路的否定，也是对隐藏在国民根子上的弱点进行了否定。

(二)社会的原因是客观的。

1、把人变成鬼的旧社会的逼迫。祥子想自己买一辆人力车的愿望，正像农民梦想拥有土地一样，只不过是一个独立的劳动者的最低愿望，然而这一正当的愿望在那个社会却成了奢望。而这个社会却把他从“人”变成“鬼”——个人主义的末路鬼。2、车厂女儿虎妞的诱骗。祥子的生活理想与虎妞的生活理想毫无共同之处，而且存在着尖锐的冲突。这是一个资产者的丑女引诱与腐蚀(精神与肉体两方面的腐蚀)无产者的强男的悲剧。

(三)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文化原因。

老舍继承了鲁迅开始的关于“国民性”的思考，《骆驼祥子》是老舍对底层贫苦市民的热情而深具痛惜之情的关注，深入到了抨击社会制度的层次。作者把人物安排在北京这个具有浓厚封建保守意识的北方大都市，处于封闭落后的经济状况和保守、愚昧得以一种深入骨髓的奴性文化之中，就是要对这种本位文化进行理性的怀疑和深刻的反省。 然而，老舍对本位文化是宽容的，朴素的，对人世所抱的态度普遍是同情的。这使得他的小说在对国民性进行批判时更多是温和的讽刺，正如他所说的“我恨坏人，可是坏人也有好处;我爱好人，可是好人也有缺点。”“假如我专靠着感性，也许我能写出相当伟大的悲剧，可是我不彻底”作品写到：“苦人的懒是努力而落空的自然结果，苦人的耍刺儿含有一些公理。”又说：“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到野兽里去。小说直接解剖构成环境的各式人的心灵，揭示文明失范如何引发“人心所藏的污浊与兽性”。老舍对城市中“欲”(情欲、财产贪欲等)的嫌恶，对城市人伦关系中“丑”的反感。主要出于道德的审视。人们从《骆驼祥子》阴暗龌龊的图景中，能感触到老舍对病态的城市给人性带来伤害的深深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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