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古代文人性格散文

不知什么时候自己与文学结了缘，舞文弄墨也有些时日了，如今在大学里学的也是中文。也许我称不上是文人，但深爱文学多年，多少渐染了些文人的情怀和文人的性格，却不知这是好是坏。中国文人不管在哪个时代都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身上似乎与生俱来都有一种悲剧性。

我偏爱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这类文学作品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细细品读这类文学作品时，我常常自醉于文字语言之优美，内涵意蕴之深刻，同时感觉到各不相同的文人性格，时日久了，我也有了些文人气，所以大多朋友觉得我多愁善感、清高，因为我深爱婉约词派和隐士文化。

我们都知道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形式是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而各个时代的文人性格上总有许多相似点，性格决定命运，这也许也是为何大多文人身上充满悲剧性。

从楚说起，那首先想到的必定是屈原了，屈原是理想浪漫主义文人。而说道浪漫主义文学，我们又自然想起李白，这个诗中谪仙，是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人物。而如果对屈原和李白的个人性格和人生经历做一个详细的了解与分析，我们会发现他们那种理想化、浪漫化却又傲骨铮铮的性格决定了其终生壮志难酬和的命运惨剧。屈原和李白都生活在一个走下坡路的王朝，都壮志凌云，但是都郁郁不得志。一个颠沛流离，郁郁而终；一个报国无门，含恨而死。这样的时代中的统治者的身边围绕着的都是一群阿谀奉承，极尽满足帝王个人欲望之能事的小人。但是屈原和李白刚正直言、放诞不羁、自视清高的性格显然不容于时代，难以进入中央决策高层，得到帝王赏识重用。屈原惨遭流放，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李白故作潇洒放逐白鹿青崖间。从他们的作品中不难看出他们的性格与时代的矛盾。屈原在离骚中说“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所以屈原是很清楚这是个疾贤称恶的时代的，但他偏偏要“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因为他本性刚直不阿，难以做到委曲求全，所以他自然也不信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这也正是他个人悲剧无法避免的原因，于国于时并无所补。而李白的作品读之，确实能让人觉得一气呵成，如黄河之水天上来，飞流直下三千尺，极度浪漫和潇洒。但细细读来，李白是真正的潇洒和浪漫吗？像《将进酒》，前面说了一大堆很潇洒很超脱很豪情的话，但最后一句却是“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他并不是从心底里潇洒，不然又借酒消愁做什么呢？《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开始一大段是多么光风霁月呀，但最后还是忍不住要说一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在暗叹世事艰难，自己壮志难酬。而像“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难免有抱负实现之路难于上青天之叹，“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自叹形单影只，知己难逢。至于什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之类就更是直诉愁情烦事，浪漫主义背后是深深的哀愁与不得志，诗仙有的其实是颗饱受折磨与煎熬的心。这一切都是由其性格决定的，理想与现实总是有落差的，心高志大而又宁折不屈者往往是悲剧命运，这样的中国古代文人墨客不在少数，他们的才华叫人惊叹，而命运却令人惋惜。

而到汉时，赋这种“摛采铺文，体物言志”的文体是当时文学体裁的主流，而说到汉赋就不得不提一提司马相如和严嵩为代表的功利实用主义文人。这类人从品格上讲是比较低下的，他们一切从统治阶级的喜好和需求出发，或没有自己的立场和原则，一味迎合奉承；或干脆做违背良心道德的伤国害民之事，沦为文人中的败类，历史的罪人。这类文人的作品一般来说中规中矩，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主，但有一些宫廷诗、应制文还是在文学上有一定价值的。像唐朝宋之问就是一个典型，宋之问见其外甥刘希夷的一句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颇有妙处，便想占为己有，刘希夷不从，宋之问于是用装土的袋子将刘希夷压死。为了功名利禄他还曾想成为武则天的面首，写的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诗作就更是枚不胜举了。宋之问后来被贬为泷州参军，前往贬所途经大庾岭时所作《度大庾岭》诗真实生动地叙述了过岭的情景，凄楚悲凉，真挚感人。一句“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情景交融，将他魂断庾岭的情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足显其才。然可惜不走正途，空有满腹才华！

时至魏晋，文人当中，竹林七贤和陶渊明是主角。大概是魏晋文人受玄学影响才任性率真，豪放旷达。这些性格也正集中体现在嵇康等竹林七贤这些真名士身上。嵇康率性，他不愿受礼法束缚，主要在政治上不愿入仕．当然生活上也有，如《与山巨源绝交书》讲的“七不堪”之事，其中就有“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不已”一条。较为放达者为阮籍。《世说新语·德行》二十二注引王隐《晋书》说：“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他在生活中有很多不拘礼法、不拘细节的故事。《世说新语·任涎》十一中说：“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这是说他居丧“散发坐床，箕踞不哭”。但《世说新语·任诞》九又说：“阮籍当葬尽，蒸一肥脉，饮酒二斗，然后临快，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而引邓荣《晋纪》则说：“籍母将死。与人围棋如故，对者求止，籍不旨，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三斗。举声一号，呕血数升，皮顿良久。”不同的是这里籍母不是已死而是“将死”。虽然在某些细节上有出入。但阮籍居丧不拘礼则是事实。而陶渊明归隐的代表。这也是后来大多文人在作品中表现出归隐思想的原因吧。他们或淡泊名利不愿沾染红尘是非，清心寡欲但求修身得道；或是经历人生挫折看破世情超然出世，归隐田园；或是不愿与世人同流合污，行事怪异出人意表，崇尚清谈，自得其乐，对当局采取不合作态度。这种文人实际上是属于与社会格格不入，难以适应也不愿适应社会的高人、怪人。他们的作品超脱不俗，从不涉足政治俗世，着眼于理想世界和自然田园风光，描绘诗情画意的生活，抒发内心的宁静平和。这一类的文人往往写出的作品是最原生态的纯艺术作品，与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圆转自如，注重个人内在修养是最贴近的，也与书法、绘画、园林建造等其他艺术形式最能相通。他们这样的性情和生活其实也不失高雅滋润，有其叫人艳羡之处。这或许也是我为何喜欢隐士文化的原因，所以我有时也显得不现实，和这个社会相差太远。这类文人身上也充满了悲剧色彩。

自魏晋开始文人性格有了一个小小的转变，就是后来的文人或多或少有了一些归隐的思想。而到唐朝又有一种突出的文人性格便是像杜甫那样的现实主义文人，他们忧国忧民，心念苍生，体恤民间疾苦，这在后世中又表现在范仲淹、关汉卿、于谦等人身上。这类文人是最具社会责任感，最关心民生疾苦的。他们置个人命运荣辱于国家民族百姓的兴衰悲喜之后，用积极的姿态参与社会活动，无论遇到多大困难都坚持信念毫不退缩，为国家命运而鞠躬尽瘁。他们的作品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与社会现象，为老百姓大声疾呼。杜甫的《三吏》、《三别》，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关汉卿的《窦娥冤》，无不成为千古传颂的名作名句，而他们的人格魅力与道德品质更是万古流芳，这类人物是最值得我们尊敬的，他们顶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但是他们身上也具有悲剧色彩，因为在政治上也难施展拳脚，遭贬遭谪是家常便饭了。

至于宋朝文人体现的突出性格有两种，一种是苏轼、辛弃疾一类的豪放词人，一类是以柳永、李清照为代表的婉约词人。豪放词人如苏轼之类的多是在政治上示意，但比屈原李白更能适应社会的，他们在政治上的经历与遭遇虽然也并不好，也没能得到帝王足够的信任和赏识，有许多不如意，仕途屡遭贬谪排挤，但他们用一种人生的豁达，用积极的心态面对困难，百折不饶、入世进取，依然坚守自己的理想和品格。其作品体现了真切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对世界、生活的热爱，既反映国家大事、历史文化又描绘自然山川、人生情怀，其风格豪情大气而不失稳重理性，折射出他们的光明磊落与乐观向上，乃是值得人钦佩的英雄杰。而以柳永、李清照他们都是婉约派的代表，这类文人在政治上既没有屈原李白之类的报负，也没有杜甫范仲淹之类忧国忧民的情怀，更不会来个归隐田园，梅妻鹤子。他们更加关心的是身边的人和事，是人生中微妙的感触和那种小资生活的情趣，是专心致志地搞自己的爱好，做学问、谈学术，探究人类的感情世界。这类文人其实摆脱了中国文人政治化与文学传统模式内容的约束，千百年来，由于文化为统治阶级与官僚群体所垄断，文人即政客即官僚，文学作品表达的多是政治社会历史、个人志向抱负、自然与边塞风光等，极少涉及人类内心情感和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作品。这一类文学作品的出现使得中国文学更加平民化、人文化。是他们用自己细腻的感情和笔触，捕捉到身边的一点一滴，写出了更加全方位的中国社会与百姓生活。我是个爱好自由的人，不喜政治，这也是我爱婉约派的原因了。而这种文人性格也再后来的纳兰容若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他虽是御前侍卫，但是他并不喜欢自己的地位与职务，他只是想写点自己的情感小诗。这类文人的悲剧性往往在于社会的要求与自身想法的矛盾。李清照是女人，所以可以不理政治，当然在那个时代也没资格参与政治，所以她个人的悲剧与社会要求无多大关系，但社会的动乱最终夜还是使她颠沛流离凄惶而终。而男人，特别是读书人，谁又不信奉“学而优则仕”呢？可是官场生活却又并不是他们真心追求的，所以柳永偶失龙头望的时候还可以换了浅斟低唱，但是又不得不想办法考取功名，但是官场真的不是他的“菜”，所以注定这样的文人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他们只适合做个文人！纳兰容若虽然一生下来就拥有了比普通人更多的东西，但是那不是他喜欢的。同样，他虽身居高位，衣食无忧，但是依然郁郁寡欢。

自宋之后的文人无非也就这几类性格了。总的说，文人的性格大多使自己命途多舛，以悲剧结局，但不论怎样，他们的才华却是值得人称赞的。在古代，每个朝代都有一个这样特殊的群体存在，但是这个群体似乎却与每一个朝代都有着某种矛盾，所以注定他们身上充满悲剧色彩。却不知现在这个时代的文人是否也一样呢？

201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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