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应着眼于终极关切
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诗人”，越来越少的人愿意读诗——这既体现了读者品位的提升和诗歌水平未有进步之间的反差，也凸显了人们对现代诗和诗人的失望。在这个时代，诗的神秘性和崇高性被消解，现代诗在一些人眼里成了“口水”与“回车”的代名词。诗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当代新诗的出路在哪里？回答以上问题，我以为有三个关键词：形式、难度和终极关切。我无意否定当代诗人对诗歌创作所作出的努力，只是，当代诗坛能够真正在形式和难度上付出足够努力的诗人，我以为还是太少了。
如今在图书馆任意翻开一本杂志或者诗集，就会发现诗歌语句的杂乱无章，像野草一样，看似茂盛，却各自生长，缺乏整体感和美感。闻一多曾经为诗提炼过三个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如果作者不是任意行使他可以为诗歌分行、分节的权利，而是有意识地运用这种权利，并虔诚地执行以上三种层面的诗歌美，那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效果。
且看一首短诗：“大风吹过山梁，是谁/正走在回家的路上/风啊 你若从我的故乡吹来/请告诉我 村口的老槐树下是否/站着我老娘/大风吹过山梁，是谁/跪倒在回家的路上/风啊 倘若你能一路吹到我的/故乡去/别忘了先替我喊一声娘”(慧玮《行者》)。我们不妨试想，如果把这首诗中所有的空格删除，这首诗将会变成怎样？它在形式上的美感将会打折扣，难以给读者带来阅读震撼。换句话说，这首诗的美离不开它的形式：及时的空格，准确的分行。这种形式造成了一种“对话”感，并似有一种欲说还休的余韵。虽然作者最后大胆地表达了他内心的情感——“先替我喊一声娘”，这一声喊娘，瞬间喊到了读者的内心深处。
可是，有许多作者完全不能领会空格、分行、分段这些手法之中的深意，滥用这些诗歌形式，随意地在诗句中加上空格，随意地分行，完全不顾及诗歌行至此处的需要，更不考虑这样做能为诗歌带来什么。短诗是最注重形式的，无论是朗诵还是阅读，诗歌的形式和结构都直接影响着它自身的节奏感和画面感，这些感觉一旦诞生，这首诗的好坏，便已经在读者心中有定论了。
当代诗人喜欢写短诗，以至于随便一个有分行结构的“段子”也可能被命名为诗。我们清楚地看到，短诗的形式已经被滥用，短诗的美感已经被破坏，这种滥用和破坏，不仅损害了诗歌的神秘感和崇高感，也人为降低了诗歌创作的难度，短诗已经开始让人误解为文字游戏。
诗歌应该以它有限的容量表达人类无限的终极关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终极关切就是信仰。德国宗教哲学家蒂利希在《信仰的动力》一书中曾这样解释“终极”的含义：“如果某种至关重要的关切自称为终极，它便要求接受者完全委身，而且它应许完全实现，即使其他所有的主张不能从属于它，或以它的名义被拒绝。”我无意探讨诗人的信仰问题，只想表达这样的观点：如果诗人们都能虔诚地对待诗歌写作，把诗歌创作当作生命的一部分，那么，诗歌就不会屡屡成为低俗事件的焦点。像“打工诗人”郑小琼这样一个在底层生活的年轻女子，短短几年，就写出了许多尖锐、彻底、有爆发力的诗篇，而且具有持续的创造才能，在当代堪称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诗歌事件。如果整个社会可以为诗歌创作提供一个健康的创作环境，“打工诗人”郑小琼的出现至多只能算一个“诗歌事件”，而不至于“意味深长”。在《人民文学》杂志“新浪潮散文奖”颁奖会上，当郑小琼说“听说珠江三角洲有四万根以上的断指……而我笔下瘦弱的文字却不能将任何一根断指接起来”的时候，郑小琼的写作已然超越了个体的概念，她在打工妹、失业者、五金产品推销员等多个社会最底层的角色生活中，放大了自己的胃口，把握到了整个中国底层社会的命脉。作为一个诗人，她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虽然很难真正改变什么，但至少向人们展示了底层的真实生活，引起了疗救的注意——而这，正是诗人对人生、命运的终极关切。
在当代，很多人写诗不是出于对诗歌的敬畏和热爱，而是出于一种游戏心态，只想尝尝做“诗人”的滋味。其实真正的诗人总是在默默写作，拒绝标签和游戏。诗人为这个社会提供了什么？这个标准已经越来越成为评价一个诗人价值的核心所在。诗歌应当回归它的诚实，回到个人对生命的终极关切。
天地间迸燃的精神光焰：徐志摩的殉爱情结与死亡结局
“死是一门艺术，诗人的死，等于诗人的再生。”——但并不是每一个诗人都有这样的幸运，一个死去的诗人再生的前提是他的作品必须具有真正的生命力。这正如一首不朽的诗歌背后必然站着一个真正的诗人，好的诗歌诞生的前提，往往是诗与人的完美统一。
作为一个以诗的光彩穿透了历史的尘埃的诗人，徐志摩早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代传奇。传奇的不仅是他那神韵独具的诗文、生平动人的爱情悲剧，还有最终的死亡结局，寓言似地兑现了他作品中多次阐述的意境，更是让人觉得神秘莫测。表面看，徐志摩的死是因为一次偶然的飞机失事事故，所谓“死于飞机偶然者”，但从深沉的因素来看，则是其作品中贯穿的死亡意识，也即其在死亡面前所作的潜意识的心理准备，无形中支配了其现实中的行为意志，使其最终死于那场与其诗文意境契合的“吻火”结局具备了可能。
追寻神性的诗人
海德格尔认为，人们应该学会“向死的自由”，即把生命本身看作一场走向死亡的自由过程，只有这样，带着死亡意识去体验存在深渊的人，才能使短暂的生命个体免于日常生活的沉沦，从而把“自我”从混沌中超拔出来，保持个体独特性。用徐志摩自己的话讲，乃是要达成自我性灵的启蒙和觉悟，实现他“人之所以为人”、“我之所以为我”的自由与自如。
在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是一个罕见的纯粹的诗人，没有谁像他那样喜欢天空的无拘无束与自由自在，他写得最好的诗，譬如《再别康桥》、《偶然》、《雪花的快乐》等，无不是在一种天马行空的自由境界里抒发一种轻盈飘逸的情思。没有谁像他那样在诗中钟情于天空的神明意象，譬如云彩、明星、月亮。他是那种在尘世中站出自身的天空仰望者和聆听者，他以在诗中对神性的追求与歌咏来确定自我的本真生存，他将“一切天空的灿烂景观与每一声行进的声响都召唤到歌词中来，从而使它们光彩夺目悦耳动听，同时也将自身被生存尘埃所遮蔽的本真敞亮出来”。这是一个真正的诗人的重要特征。他甚至将“明星”这一神秘的意象上升为他视为至高无上的爱情的象征，而甘愿让自己在这梦想的沉湎中化作一颗追赶爱情的流星，只为了划出一道美丽的光环，惊艳那作为他神圣爱情祭坛的五四文坛的飘渺夜空。
作为一个生命的信徒，徐志摩无比热爱生命，也充分享受着生命当下的每一刻。然而，作为一个敏锐地意识到生命短暂的诗人，他总是强烈地意识到生命必然会结束这一无法更改的事实，意识到个体生命的独特价值正在于充分地追求和体验人生中爱、美与自由的实现，他说：“我们空着双手来到人间，当我们滑进坟墓的时辰，金钱和功名像一缕轻烟般消得无踪无影，唯有曾经创建的、不经意间酿成的美不死在人间”。于是，不停流逝的现实中的感喟与“隐藏在幕后的栩栩神通”般的神秘莫测的命运，总是微妙细腻地纠缠于其心灵流动的载体-----文学作品叙述的情境中，他比常人更深刻地进入到对人生终极意义以及死亡的追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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