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太可惜了故事

文章 2019-07-18 00:48:18 1个回答   ()人看过

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附逆。

郑孝胥“走马上任”去了,我们一点也不觉得惋惜;陈柱暗中受津贴,结果不得不明目张胆地公开出来,我们也一点不为之痛心。因为他们都是属于过去一个时代的人物。他们本来是已经不在我们的队伍中的,这种人的失去,对于我们的文坛是丝毫不足轻重的。陈柱刊出他的“待焚草”,马君武先生一见便抛在一边,说道:“这些东西,不焚何待!”郑孝胥的“海藏楼诗”也不是今人之物,一个日本人到了他的海藏楼,一见,便诧叹道:“穷的诗人住了这样的大宅,我倒也愿意做一个穷诗人呢。”那样无病呻吟的东西,本来不会有什么真灵魂的。

周作人却和他们不同了,周作人是在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他倡导“人的文学”,读过不少的俄国小说,他的对于希腊文学的素养也是人所罕见的。他的诗和散文,都曾有过很大的影响。他的《小河》,至今还有人在吟咏着。他确在新文学上尽过很大的力量。虽然他后来已经是显得落伍了,但他始终是代表着中国文坛上的另一派。假如我们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无疑地,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

貌为冲淡,而实则热衷。号称“居士”,而实则心悬“魏阙”。所以,其初是竭力主张性灵,后来却一变而为什么“大东亚文学会”的代表人之一了,然而他的过去的成就,却仍不能不令人恋恋。

所以,周作人的失去,我们实在觉得十分的惋惜,十分的痛心!没有比这个损失更大了!

周作人怎样会失去的呢?

我在“七·七”以前,离开北平的时候,曾经和他谈过一次话,这是最后的一次了。这时,抗战救国的空气十分的浓厚。我劝他,有必要的时候,应该离开北平。他不以为然。他说,和日本作战是不可取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岸来了。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如何能够抵抗人家?他持的是“必败论”。我说:不是我们去侵略日本,如果他们一步步地追进来,难道我们一点也不加抵抗么?他没有响,后来我们便谈他事了。

“七·七”以后,我们在南方的朋友们都十分地关心着他。许多人都劝他南下。他说,他怕鲁迅的“党徒”会对他不利,所以不能来。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托辞。其实,他是恋恋于北平的生活,舍不得八道湾的舒适异常的起居,所以不肯搬动。

茅盾他们在汉口的时候,曾经听到关于他的传说,有过联名的表示。但在那时候,他实在还不曾“伪”。绍虞有过一封信给我,说,下学期燕京大学已正式地聘请他为教授,他已经答应下来了,绝对地没有什么问题。我根据这封信,曾经为他辩白过。我们是怎样地爱惜着他!生怕他会动摇,会附逆,所以一听到他已肯就聘燕大,便会那样地高兴!

但他毕竟附了逆!燕大的聘书他也退回去了。其近因,是为了阴历元旦的时候,有几个青年人去找他,向他开了几枪,枪子为大衣纽扣所抵住,并没有穿进,所以他便幸免了。一个车夫替了他死去。

然而实际的原因恐并不是如此。那一场“暗杀”并不能促使他背叛祖国。世间哪有如此的“一不做,二不休”之人呢?其原因必定是另有所在的。“必败论”使他太不相信中国的前途,而太相信日本海军力量的巨大。成败利钝之念横梗于心中,便不能不有所背,有所从了。同时,安土重迁和贪惯舒服的惰性,又使他设想着种种危险和迫害,自己欺骗着自己,压迫着自己,令他不能不选择一条舒服而“安全”的路走了。他在那个时候,做梦也不会想到日本帝国要如此崩溃,世界会是这样一个样子的。

钱稻孙,另一个背叛祖国的人,会对一个伪立北京大学的教员——那一个人不愿用真实的姓名,要求改用一个假名字应聘,生怕将来政府回来了,会有问题——说道:“你以为会这样的么?我从来没有作此想过!”因为他们是那么坚定地相信“中国的命运”,所以他们才敢于做汉奸。这恐怕又是汉奸的产生原因之一。

周作人也便是这么想,而成为一个汉奸的。

即在他做了汉奸之后,我们几个朋友也还不能忘情于他。适之先生和尹默先生好像都曾苦劝过他。

周作人写过一首题为《歧路》的诗,试图对自己内心的矛盾,作一番理性的清理,但总觉得很难。

荒野上许多足迹

指示着前人走过的道路,

有向东的,有向西的,

也有一直向南去的。

这许多道路究竟到一同的去处么?

我相信是这样的。

而我不能决定向那一条路去,

只是睁了眼望着,站在歧路的中间。

而凤举先生和我,也常在想着,怎样才能使他脱离了那个汉奸的圈子呢?我们总想能够保全他。即在他被捕之后,我们几个朋友谈起,还想用一个特别的办法,囚禁着他,但使他工作着,从事于翻译希腊文学什么的。

他实在太可惜了!我们对他的附逆,觉得格外痛心,比见了任何人的堕落还要痛心!我们觉得即在今日,我们不单悼惜他,还应该爱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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