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背影》序》欣赏

《背影》序

朱自清

胡适之先生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写了一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篇末论到白话文学的成绩，第三项说：

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

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

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

胡先生共举了四项。第一项白话诗，他说“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第二项短篇小说，他说“也渐渐的成立了”。第四项戏剧与长篇小说，他说“成绩最坏”。他没有说那一种成绩最好;但从语气上看，小品散文的至少不比白话诗和短篇小说的坏。现在是六年以后了，情形已是不同：白话诗虽也有多少的进展，如取用西洋诗的格律，但是太需缓了;文坛上对于它，已迥非先前的热闹可比。胡先生那时预言，“十年之内的中国诗界，定有大放光明的一个时期”;现在看看，似乎丝毫没有把握。短篇小说的情形，比前为好，长篇差不多和从前一样。戏剧的演作两面，却已有可注意的成绩，这令人高兴。最发达的，要算是小品散文。三四年来风起云涌的种种刊物，都有意或无意地发表了许多散文，近一年这种刊物更多，各书店出的散文集也不少。《东方杂志》从二十二卷(一九二五)起，增辟“新语林”一栏，也载有许多小品散文。夏?尊刘熏宇两先生编的《文章作法》，于记事文，叙事文，说明文，议论文而外，有小品文的专章。去年《小说月报》的“创作号”(七号)，也特辟小品一栏。小品散文，于是乎极一时之盛。东亚病夫在今年三月“复胡适的信”(《真美善》一卷十二号)里，论这几年文学的成绩说：“第一是小品文字，含讽刺的，析心理的，写自然的，往往着墨不多，而余味曲包。第二是短篇小说。……第三是诗。……”这个观察大致不错。

但有举出“懒惰”与“欲速”，说是小品文和短篇小说发达的原因，那却是不够的。现在姑且丢开短篇小说而论小品文：所谓“懒惰”与“欲速”，只是它的本质的原因之一面;它的历史的原因，其实更来得重要些。我们知道，中国文学向来大抵以散文学为正宗;散文的发达，正是顺势。而小品散文的体制，旧来的散文学里也尽有;只精神面目，颇不相同罢了。试以姚鼐的十三类为准，如序跋，书牍，赠序，传状，碑志，杂记，哀祭七类中，都有许多小品文字;陈天定选的《古今小品》，甚至还将诏令，箴铭列入，那就未免太广泛了。我说历史的原因，只是历史的背景之意，并非指出现代散文的源头所在。胡先生说，周先生等提倡的小品散文，“可以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他说的那种“迷信”的正面，自然是“美文只能用文言了”;这也就是说，美文古已有之，只周先生等才提倡用白话去做罢了。周先生自己在《杂拌儿》序里说：

……明代的文艺美术比较地稍有活气，文学上颇有革新的气象，公

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文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它为浅率空疏，实际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其价值在竟陵派之上。

以前的文人对于著作的态度，可以说是二元的，而他们则是一元的，在这一

点上与现代写文章的人正是一致……以前的人以为文是“以载道”的东西，

但此外另有一种文章却是可以写了来消遣的，现在则又把它统一了，去写或

读可以说是本于消遣，但同时也就是传了道了，或是闻了道。……这也可以

说是与明代的新文学家的意思相差不远的。在这个情形之下，现代的文

学——现在只就散文说——与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虽然并没有

去模仿，或者也还很少有人去读明文，又因时代的关系在文字上很有欧化的

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显的改变。

这一节话论现代散文的历史背景，颇为扼要，且极明通。明朝那些名士派的文章，在旧来的散文学里，确是最与现代散文相近的。但我们得知道，现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响，还是外国的影响;这一层周先生不曾明说。我们看，周先生自己的书，如《泽泻集》等，里面的文章，无论从思想说，从表现说，岂是那些名士派的文章里找得出的?——至多“情趣”有一些相似罢了。我宁可说，他所受的“外国的影响”比中国的多。而其余的作家，外国的影响有时还要多些，像鲁迅先生，徐志摩先生。历史的背景只指给我们一个趋势，详细节目，原要由各人自定;所以说了外国的影响，历史的背景并不因此抹杀的。但你要问，散文既有那样历史的优势，为什么新文学的初期，倒是诗，短篇小说和戏剧盛行呢?我想那也许是一种反动。这反动原是好的，但历史的力量究竟太大了，你看，它们支持了几年，终于懈弛下来，让散文恢复了原有的位置。这种现象却又是不健全的;要明白此层，就要说到本质的原因了。

分别文学的体制，而论其价值的高下，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所做的，那是一件批评的大业，包孕着种种议论和冲突;浅学的我，不敢赞一辞。我只觉得体制的分别有时虽然很难确定，但从一般见地说，各体实在有着个别的特性;这种特性有着不同的价值。抒情的散文和纯文学的诗，小说，戏剧相比，便可见出这种分别。我们可以说，前者是自由些，后者是谨严些：诗的字句，音节，小说的描写，结构，戏剧的剪裁与对话，都有种种规律(广义的，不限于古典派的)，必须精心结撰，方能有成。散文就不同了，选材与表现，比较可随便些，所谓“闲话”，在一种意义里，便是它的很好的诠释。它不能算作纯艺术品，与诗，小说，戏剧，有高下之别。但对于“懒惰”与“欲速”的人，它确是一种较为相宜的体制。这便是它的发达的另一原因了。我以为真正的文学发展，还当从纯文学下手，单有散文学是不够的;所以说，现在的现象是不健全的。——希望这只是暂时的过渡期，不久纯文学便会重新发展起来，至少和散文学一样!但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

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才力的单薄是不用说的，所以一向写不出什么好东西。我写过诗，写过小说，写过散文。二十五岁以前，喜欢写诗;近几年诗情枯竭，搁笔已久。前年一个朋友看了我偶然写下的《战争》，说我不能做抒情诗，只能做史诗;这其实就是说我不能做诗。我自己也有些觉得如此，便越发懒怠起来。短篇小说是写过两篇，现在翻出来看，《笑的历史》只是庸俗主义的东西，材料的拥挤，像一个大肚皮的掌柜;《别》的用字造句，那样扭扭捏捏的，像半身不遂的病人，读着真怪不好受的。我觉得小说非常地难写;不用说长篇，就是短篇，那种经济的，严密的结构，我一辈子也学不来!我不知道怎样处置我的材料，使它们各得其所。至于戏剧，我更是始终不敢染指。我所写的大抵还是散文多。既不能运用纯文学的那些规律，而又不免有话要说，便只好随便一点说着;凭你说：“懒惰”也吧，“欲速”也罢，我是自然而然采用了这种体制。这本小书里，便是四年来所写的散文。其中有两篇，也许有些像小说;但你最好只当作散文看，那是彼此有益的。至于分作两辑，是因为两辑的文字，风格有些不同;怎样不同，我想看了便会知道。关于这两类文章，我的朋友们有相反的意见。郢看过《旅行杂记》，来信说，他不大喜欢我做这种文章，因为是在模仿着什么人;而模仿是要不得的。这其实有些冤枉，我实在没有一点意思要模仿什么人。他后来看了《飘零》，又来信说，这与《背影》是我的另一面，他是喜欢的。但《火》就不如此。他看完《踪迹》，说只喜欢《航船中的文明》一篇;那正是《旅行杂记》一类的东西。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照。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定见的，只当时觉着要怎样写，便怎样写了。我意在表现自己，尽了自己的力便行;仁智之见，是在读者。

1928年7月31日北平清华园

一本书的序言

别林斯基有言，一本书是人生大书上撕下的扉页。扉者，门也。这样说来，序文是一本书的门或窗口。推而广之，破门而入，或从窗口往里窥望，能一目了然室内的陈设或贫或富，或整齐或零乱。门和窗是诚实无伪的标志。但事实并非如此。门和窗的装潢作用，包装作用，显位作用，使得可以与门和窗作类比的序与广告拉上了关系。于是，借名人权威标榜自我者有之，挑幌子兜售狗皮膏药者有之，老王买瓜，自吹自擂者有之。但，一本书的序言，毕竟不是旨在自我推销的广告;相反，序文不仅与书的内容和评价有关，而且，读者能从序文中捕捉到作者有意和无意中泄漏出来人格面影的定位。譬如，借名人权威自我标榜者，或轻或重是否有那么一点 “依附型人格”在作祟?如果读者产生诸如此类的疑窦，该是不能责难的。当然，序文由谁来作，是名人权威，是师友亲朋，是作者自己?其实并无紧要，紧要的是不虚饰，不掠美，情况属实，评估得当。

《〈背影〉序》第一个令人心折的地方，即是作者的诚实，乃至拙朴。作为中国现代散文的奠基者之一，随着岁月的流逝，对朱自清先生散文的评价、认识，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上下错动，我以为在为了散文自身的进步而进行文学反思中，是十分必要和正常的。但这一切，都无碍于朱自清先生作为一名散文作家的人格光辉。朱自清诚然不可能在散文的成就上与鲁迅相比拟，他不是思想家，不是大师，也不足以代表“五四”现代散文的最高成就，他自谦为“大时代中一名小卒”，“平凡不过”，“才力单薄”等等，也并非子虚乌有，危言耸听之辞。鲁迅不是也自谦过是一位在街头摆地摊者么?朱自清是诚实而执著的，“才力单薄”，自然与他作为一名优秀作家，一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建立了开创性功业的作家，是不相符合的。这是他对自己责之过严但并非自卑之辞。朱自清在日后的人生道路上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芒，他将永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熠熠生辉，这与他罕见的严格的自省意识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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