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故事改变了我的人生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992年。我们六个人创业，赚到了第一笔钱。我们创业的时候，还有一个故事张教授到了牛津大学去读书。他在双安商场双榆树这边的一个宿舍，就成了我们六个人筹划的地方。等张教授从牛津大学毕业回来的时候，要占股份，说创业是在我的宿舍里面创业的。要是张教授在国内的话，我们一起就算七个人了，在他的房子里面创业，他能不占股份吗？

1990年，我们成立了万通公司，到1991年，我们赚到了第一笔钱。都是二十岁出头的人，赚到第一笔钱非常兴奋。

我记得冯仑常常说一句话：你看看，我们没钱的时候都赚到钱了，现在有钱了，不知道要赚多少钱！这已经成了他的一句口头禅了。他这句话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我们也觉着可以赚很多钱，就不断地在海南岛炒房炒地。

几单之后，炒其中一个楼房的时候，王功权突然提出：这房子有没有产权证啊？我说，你说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只认钥匙，万一把钥匙拿过来，房产证不是我们的，不也白搭么。他就派我去海口市规划局去查一下，有没有这个证件。

那时候有没有房产证，就是规划批没批，有没有土地证这些证件。我去查的时候，海口规划局的一个干部说不让查。我想，不让查，王功权给我的任务怎么去完成呢？结果碰到一个朋友，就和他说，要查查一个项目有没有规划的审批，这个规划局的干部就不让我查。他说：海南岛人你还不知道，我给你出个主意，五斤橘子，两条三五烟，带上去，百分之百让你查。

我完全按照他说的，买了五斤橘子，两条三五烟，带着上去了。把东西往桌上一放，这小伙子把抽屉打开，橘子倒到里面，烟放到里面，给我一个大本子，说你自己去看去。我就自己看。查了一下我们的项目，是有（证件）的。我这人特别好学习，除了看完自己的，我还要看看别的项目的。我就一个一个看，五斤橘子两条三五烟不能看一个数就走啊。

当时海口的常住人口好像是十五万人，还有我们这些跑着去的，没有户口的人，大概也有十五万人，一共就有三十万人。我把海口市规划批了的面积，也就是市政配套费都递交了的，加起来，除了一下海口的人口，我记得数字是四十九平方米。当时北京的人均住房面积是七点四平方米，而海南刚刚建省，在海口这样一个不富裕的地方，电都没有，一个红绿灯都没有的地方，建房子要接近五十平方米，北京才七平方米多。

这就是房地产泡沫啊，跑的越早越好。于是我就赶紧跑到北京来，做了第一个项目，在阜成门这边，万通新世界广场，赚了不少钱。海口的企业家，多少企业家，基本上全军覆没，出来的很少。

有好多人说，我们几个人，能够从海口这边逃着出来，能够从海南岛的92、93年房地产泡沫里逃着出来，非常聪明，很有远见。其实呢就是算数，就是建筑面积除一个人口数。就是常识。

不要把这些商业的东西搞的多神秘，一会儿佛了，一会儿道了，一会儿鬼了，一会儿神了，没有这么神秘的东西，就是要尊重常识。当全中国最好的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只有七平方米的时候，你作为海口，接近五十平方米，就是有问题的。所以就能逃到北京来，发展得还不错。

现在冯仑的口头禅就是：我们从海南岛逃出来了，北京的CBD一半是我们建的。当然有星城国际、我们建的SOHO现代城、建外SOHO、SOHO尚都、朝外SOHO、阳光100几个项目，我们六个人出来，把北京一半的CBD建起来了。

如果是当年没个常识，我们还在海南岛呆着，早就破产了。所以这是第一个故事，我总结的道理就是，不要把任何事情看得太深，要尊重常识。当然张教授讲的这些曲线、数学模型，该学的也要学学。这东西有点太复杂了，他出一本书就送我一本，没有一本是我能看得懂的。

讲第二个故事吧。到北京来，我们做了万通新世界广场，赚了好多钱，赚的当时都没有概念了。因为当时土地增值税还没出台，成本很低，我记得每平方米的土地的价格是两千七百块钱，建安费几千块钱，最终成本是五千到六千块钱。最后销售的价格是三四万块钱。

赚完钱后，我看到一张报纸，记得是香港的《明报》。1995年前后，《明报》的记者就通过卫星的照片看了一下，朝鲜半岛上面，从“三八线”分开，北边的一部分黑灯瞎火的，南边的一部分灯火通明。这个人就写了一篇文章，说一个地方富裕不富裕，GDP和这个地方的明亮程度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个“三八线”是分界线，北朝鲜就没灯，南朝鲜灯就特别多。

我看完以后，感觉很有道理。以后到什么地方去赚钱，就得顺着光走，到光明的地方去赚钱。但我手里也没有卫星啊，我怎么能够看到光呢？我有汽车，所以我就开着汽车，绕着环路转了一下，只要绕到北京的西边，就黑灯瞎火的，国务院的部委从来不加班的，一到晚上就全是黑压压的一片。只要到了东边，就灯火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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