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人张学良痛感“9·18”自己判断失误的故事
导语：张学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4日)，字汉卿，号毅庵，乳名双喜、小六子。汉族，籍贯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东风镇，生于辽宁省鞍山市台安县桓洞镇鄂家村张家窝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国民革命军将领，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中国近代着名爱国将领。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相关相关名人故事，欢迎查阅，谢谢。
中国名人张学良痛感“9·18”自己判断失误的故事
重现历史的温度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囚禁达五十余年，直到1990年才逐渐恢复人身自由，1995年后定居美国，2001年10月14日逝世。
张学良恢复人身自由后受到各方关注，多国媒体和学者对他进行了访谈。199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与张学良商定开展口述历史的工作，从1991年12月至1993年8月，由张之丙、张之宇担纲对张学良进行了60次访谈，共采得录音带145盘，录音资料约7000多分钟。这些资料现存于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
据悉，这是张学良一生所做的口述回忆中时间最长，工程最为浩大，最有系统的，依据采访录音带听录的口述文本资料多达120余万字。口述内容十分广泛、丰富而详尽，不仅涵盖了张学良的一生，还涉及许多政治人物和历史当事人，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历史、艺术、宗教、哲学诸方面。
访谈时张学良所处环境较以前宽松，是历次口述中最为坦诚的，涉及的话题深度超越以往，对许多事件、人物、问题进行了评论，表达了晚年张学良对自己一生和国家、民族历史的总结性认识。
填补诸多历史空白
张学良的口述历史访谈主要围绕其一生及其经历的事与人展开，口述中充满了对祖国的深挚情感。
张学良的口述细化了许多历史情境，使一些事件更加丰满，许多人物更加鲜活;他的口述也填补了一些历史事件的空白、断点，纠正了一些讹传，澄清了一些混沌模糊的历史真相;张学良的一些“即兴点评”，使有些复杂的历史叙述变得简单明白，有些茫昧的人物变得清晰;张学良对其亲历的历史事件和接触过的众多历史人物都有比较冷静、客观的认识评价，对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是非功过也都有坦诚的叙述。
访谈内容真切具体，语言风格率性独特，方言口语生动自然，不囿常规。总体而言，个人色彩纯粹，较少有其他因素掺杂。同时，也由于张学良的特殊经历、鲜明的个性、90多岁高龄的记忆性失误，以及访谈者对受访者的迁就等原因，口述中也存在内容重复、叙述松散零碎等问题和缺憾。
最好的一部口述历史
评论指出，这是目前最好的一部口述历史。整体上看，张学良口述历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无论对学术研究，还是有文史爱好的普通读者都是不可替代的作品，是研究张学良和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史料。
在诸多口述中，这是最正式的一部。全部口述历史工作经过张学良生前亲自授权，也是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唯一没有公开出版的。
幽居高雄时连洗脸水都没有
张学良在失去自由后，曾经三次写信给蒋介石，表示了三次要去抗日。张学良说不知道宋哲元和傅作义这两位将军曾经联名要求“中央”，希望他能出来帮着他们来做抗日的事情。
张学良回忆说，关在高雄的时候，天气很热，根本就没有水冲凉，“那时候那个苦啊，不是现在，你们想不到的。洗完脸还得留着洗脚，这一盆水用两次。”
张治中曾三次看望幽禁中的张学良。张治中写有《三访被幽禁的张学良》回忆录，发表于《文史通讯》1981年第5期。文中说：“从1936年汉卿被拘之日起到1947年这10年间，我看过他三次。”“第一次会见是1936年12月26日，张汉卿送蒋到了南京，住在南京鸡鸣寺宋子文公馆。”“第二次会见是1938年八九月间。那时……我在湖南当主席，张汉卿被拘禁在湘西沅陵县城对面的一个寺庙里。我因到湘西去考察，所以特意到沅陵去看他。第三次会见是1947年10月间，地点在台湾新竹。当时我当西北行辕主任……去作休假旅行，到了台湾。张汉卿那时关在台中新竹。当时台湾警备司令彭孟楫是我的学生，我到台湾后即向彭提出要去看张汉卿。彭很犹豫，不敢答应。我当即对彭说：‘一切责任由我负，不会连累你。’”
不愿意打内战
张学良说：“我自己承认‘九一八’事变就是我判断错误……我认为日本不会打的。我认为日本是挑衅，找点麻烦，可以多要点好处哇。我是这么个判断。”“那时候我们想依靠国联，没想到国联没有力量，没想到。”
他在本书中再次还原重大的西安事变，他表示，不愿意打内战。
张学良恨透了内战，“我随父亲出关，到河南陇海路的一个站，前头有红枪会，不能走了，停在那儿。哎呀，我难过死了，现在想起来我的眼泪都要掉下来：火车停在那儿有个老太太，也不大岁数，五十不过。我送给她馒头，她就把那馒头连土抓着往嘴里吃。我说你怎么这样啊?我很难过，她说，我家里的壮丁都叫人拉走了，当兵去了，就剩我，我也不能做事情，岁数大了。你看!”
张学良口述说，“西安事变的秘密就是四个字，翻过来调过去。蒋先生说是‘安内攘外’，我坚持‘攘外安内’，就是倒过来。所以我在蒋先生去世以后，我写有一副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那蒋先生待我实在是好。蒋先生看得起我，‘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雠仇’。”
张学良一直认为说，“我这人呐，比如说西安事变，等于我叛变。我上南京，把蒋先生送到南京，军法审批可以把我枪毙，我也知道。枪毙就枪毙，我是军人，我负责任。我这人是从来这样子，我干什么我负责任，我决不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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