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秦王靠三次投降成就霸业的故事
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前秦王如何靠三次投降成就霸业
蒲洪改姓苻姓，是他靠着三次投降，羽翼渐丰之后，以谶文有“草付应王”（以上均见《晋书》）的字样，改姓苻氏。其实这不过是一种噱头，和汉高祖“斩白蛇”、大泽乡“陈胜王”一样，在为自己称帝做些舆论上的准备，以便名正言顺，天下归心。
靠三次投降成就帝国霸业的牛人投降，在词典中并不是一个可爱的词汇，它喻示着软弱与失败。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那些宁死不屈、精忠报国的仁人志士，而对举起双手竖起白旗的人嗤之以鼻。然而，横看成岭侧成峰，看问题角度不同，结果便不尽相同。投降也要看使用的主体，比如为政客所用，暂时的妥协便不失为一种策略，是政治家以守为攻、以退为进的手段，非有宽广的心胸和隐忍的气度不能做到。政治与战争一样，没有对错，只论输赢。成者王败者寇，讲的是终极效果，看谁笑到最后。这是“家”的风范，而不是“士”的做派。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前秦王苻洪便是如此，他靠着三次投降，在乱世中左右逢源，从一个占山为王的草寇，一跃成为风云际会的强者，为苻氏家族开创了无限风光的帝王基业。前秦帝国最终扫六和而定中原，谱写了氐族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
苻洪（285-350），字广世，略阳临渭（今甘肃秦安）人，先祖“世为西戎酋长”（《晋书》），也算出身贵族之家。苻洪原本姓蒲，姓氏的来历很有意思，邻居见他家中池塘生有大量蒲草（“池中蒲生”），便“谓之蒲家”，于是“因以为氏”。苻洪降生时，赶上连天雨，当时有民谣唱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于是起名为洪。蒲洪改姓苻姓，是他靠着三次投降，羽翼渐丰之后，以谶文有“草付应王”（以上均见《晋书》）的字样，改姓苻氏。其实这不过是一种噱头，和汉高祖“斩白蛇”、大泽乡“陈胜王”一样，在为自己称帝做些舆论上的准备，以便名正言顺，天下归心。
生逢乱世，让苻洪练就了极其灵活处世之道。苻洪的灵活，在他一生三次投降的经历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三次投降，背景不同，效果如一：第一次并非出于本心，而是形势所迫；第二次是尝到了甜头，欣然接受；第三次虽然在形式上属于被逼无奈，但却有了驾轻就熟的老道。三次投降，每次都让他在关键时刻转危为安、化险为夷，每次的结果都是平步青云，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识时务者为俊杰，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苻洪的灵活与敏锐、隐忍与大度，以及他对理想的坚持、对未来大业的执著。
但凡能成就霸业的，大都有着宽广的心胸。苻洪自小性格大度，颇有心计，长大后更是“好施”而“多权略”，很有王者风范，并且“骁武善骑射”（《晋书》），是个文武全才的主儿，因而“群氐畏服之”（《通鉴》），在当地的威信很高。民风剽悍、能征善战是氐族人的共性，精骑善射并不稀奇。苻洪的特别之处，则更多体现在“好施”与“多权略”上，他靠“好施”起家，又靠“多权略”最终成事。
《荆轲刺秦王》里面荆轲迟迟不发等的那个人是谁？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版本比较多，分别是：盖聂、鲁勾践、高渐离、狗屠。
逐一分析一下首先：荆轲等待的这个人，这个人至少有下列三个条件：一是与荆轲关系密切，能以生命相托；二是要有胆量，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三是要有武功，剑术出众，因为荆轲的剑术只能说一般。
那么这个人的能力至少应该强过太子丹配给他的助手秦武阳。荆轲对助手秦武阳，并不信任，尽管他“年十二，杀人，人不敢与忤视”，不过是仗势杀人（史记·匈奴传--燕国猛将秦开之孙）。后来，在秦廷拜见秦王时，“至陛下，秦武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
1.先说说盖聂参考一：《东周列国志》，“荆轲曰：‘臣之所善客盖聂未至，欲俟之以为副。’”参考二：。“荆轲尝游过榆次，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荆轲出，人或言复召荆卿。盖聂曰：‘囊者吾与论剑有不称者，吾目之；试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则已驾而去榆次矣。’”（《史记?刺客列传》）考虑到：《东周列国志》的文体属性，以及太史公行文的风格，盖聂和荆轲的关系并不好，甚至可以说有过节，觉得不可能是盖聂。
2.鲁勾践荆轲游于邯郸时，与鲁勾践下棋，由于争执棋路，鲁勾践发怒，呵斥荆轲，荆轲默默溜走了，于是不再跟鲁勾践见面。《史记?刺客列传》有下列记载：“鲁勾践已闻荆轲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甚矣吾不知人也！囊者吾叱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
虽然鲁勾践剑术很好，但与荆轲非同道之人，他自己也这么认为，所以有此一叹。鲁勾践也不是荆轲要等的人。
3.高渐离“至易水上，祭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
“秦并天下，立号为皇帝。于是逐太子丹、荆轲之客，皆亡。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久之，作苦，闻其家堂上客击筑旁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从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窃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击筑，一座称善，赐酒。而高渐离念隐畏约无穷时，乃退，出其装匣中筑与其善衣，更容貌而前。举座客皆惊，下与抗礼，以为上客，使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宋子传客之，闻于秦始皇。秦始皇召见，人有识者，乃曰：“高渐离也。”秦始皇惜其善击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击筑，未尝不称善。稍益近之，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朴秦皇帝，不中。于是，遂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荆轲临行前高渐离是来送过行的，且荆轲刺秦失败后高渐离的行为来看，高渐离确属荆轲至交，但貌似音乐台服更高，所以也不可能。
4.狗屠从荆轲交往的“燕北三友”（即荆轲、狗屠、高渐离）来看，三人关系莫逆，生死相托。史书记载，高渐离在荆轲刺秦失败后，到处流浪，后“秦皇帝惜其善击筑，重赦之”，就弄瞎他的双眼，让他在身边击筑。“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扑秦皇帝”，虽“不中”，但其举动，惊天动地。“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与高渐离饮于燕市”，三人合称燕北三友，和荆轲的交情关系应该和高渐离难分伯仲。高渐离能为朋友复仇而死，狗屠应该也可以。因为以荆轲的性格，能和他与高渐离“相乐”、“相泣”与燕市的狗屠，胆气不应在二人之下。
荆轲易水临行，击巩的还是高渐离，荆轲变成“独唱”了，狗屠似乎不在场？
关于狗屠的剑术，没有记载。但有一点，战国时期，屠夫尤其狗屠可是一个“很有前途的职业”，从中"转职"成为刺客大侠猛将的比例相当高，能明确确认的就有专诸，朱亥，樊哙,聂政……三国燕人张三爷跟着刘大哥投身革命前也是干屠夫的……后人诗中感叹：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屠夫干的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生计，屠夫中的狗屠多出大侠刺客是因为那年头当然不可能有多余粮食办养狗厂，很多时候要自己去杀野生狗，身手不好干不了这个。。
看过刺客列传，觉得太史公也许在已经暗示了那个人，可能他不愿没找到论据就下结论，所以只是留下了一笔描写。
综合太史公行文有伏笔的风格，狗屠和荆轲的交情，以及职业特点，个人认为狗屠是最有可能等待的人。
荆轲年轻时候胆小如鼠，别人瞪一眼就屁滚尿流，为什么后来胆子那么大，敢去刺杀秦王？
秦舞阳正好相反，年轻时候燕国第一勇士，是别人不敢看他，为何刺杀秦王的时候秦舞阳反而吓得瑟瑟发抖。
其实用一句话就可以回答为什么荆轲能刺秦王而秦舞阳却在朝堂犯怂：因为荆轲就没打算活着离开，而秦舞阳却不愿意死到这里。
不过既然题主提到了为何荆轲能从被人瞪一眼就跑到后来咸阳行刺这么巨大的转变，而秦舞阳却从一个打架狂人变成脓包刺客，这个问题可能需要多花一些笔墨。一来荆轲是我喜欢说的人物，二来混历史记录你要不煞有介事的码上几百字就会被认为抖机灵不认真答题，于是我就啰嗦几句。一家之言，各位姑妄听之。
不是考据癖，手边也没有太多资料参阅，就随便凭借记忆随便说说大意吧，不准确的地方欢迎指正。荆轲的事儿主要体现在《史记》的《始皇本纪》和《荆轲列传》里。当然，始皇本纪的男猪脚是始皇帝，荆轲只是个配角，到了列传里才现出绝世风骨。关于秦舞阳所聊不多，一言蔽之：这货就是个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的主儿，俗称窝里横，要搁商鞅变法时代的秦国，死于秦法八百回了。事实上你我都见过这种人，平时牛逼哄哄老子天下第一，真遇到事儿了比谁怂的都快。我也怂，但好在我不吹牛逼，属于一直怂的那种，哈哈。扯远了，聊回荆轲。
列传里，惜字如金的太史公居然花了两百余字描写荆轲的生平，要知道这在史记里非常罕见。多少死亡万千的大战，寥寥数语甚至区区数字就带过了，但对荆轲则确实厚爱有加。不少人认为荆轲其实是“士为知己者死”，作为燕丹的死士为了燕国救亡图存儿死的。我不这么认为。本质上，荆轲死于义，而非忠；死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而非执一匕而赌天下。
为何这么说？首先，荆轲这个人非常潇洒。史记说时人呼之为卿，先在卫，卫人呼之为庆卿；后在燕，燕人呼之为荆卿。战国时代，能获得卿这个民间称谓的，绝对不是一般人。寻常书生，多半呼为子；王室贵胄，则呼之为公子。我揣摩，只有那种有威望有钱有能耐、又不怎么欺压百姓鱼肉乡里，甚至还能为百姓出头的人，老百姓才肯称一个无官无爵的人为卿。单看这一点，荆轲比聂政和盖聂高明，大概与鲁仲连相当。列传里也说了，他好读书，击剑，曾游说卫元君，但不被重用。这一点上，说明荆轲是有抱负的，承袭战国士子谋国的光荣传统，与苏秦、张仪同一路数。一个有志谋国的人，如何不晓得六国腐朽羸弱如强弩之末，如何不晓得寄希望于执一匕刺秦王而改天下有多大把握呢？但他还是去了。
第二，荆轲这个人很懂得控制自己和控制局势。一个人能有多大成就，一部分取决能多大程度上控制自己。与盖聂比剑，盖聂使出眼神大杀器，荆轲直接走了，盖聂以为人家犯怂吓跑了。与鲁句践比赛（不知道是赛马还是驾车），鲁仲连较真了直嚷嚷逼叨逼叨，荆轲走了，鲁句践也很是得意。就荆轲离开这件事，我估计荆轲一方面心里固然有“对方枉为名士，不过尔尔”的失望，另一方面，也有英雄相惜不欲结仇的意思，换言之，神兵不互博，不争虚名，只求不殄天物而已。惟其如此，后来（事实上其说的话看，应该是盖聂，不知道太史公前后哪里搞错了）才能深深的后悔自己不识人，这一点，荆轲与后来的韩信可有一比。在燕丹请他来做刺秦的事时，他同意了，但就是不动地方，被燕丹几次催促。他在干什么？贪恋美色不想送死？非也，真不敢去了他就不会答应，他是在等合适的时机，等着看燕丹这个卑鄙小人是否信任自己，而不是拿对田光那套对付自己，也在等着看燕丹愿意为燕国牺牲多少。其实樊于期的命运早就注定了，但燕丹这个伪君子不愿意自己说罢了，但荆轲立刻明白燕丹的意思。所以他去找樊于期说了。没有督亢地图和樊于期人头，根本没机会进秦国朝堂，这一点荆轲非常清楚。就连助手，都要等自己最信任的，人没到就一直不出发（我不知道他在等谁，高渐离么，但高渐离一直在燕国啊）。最后被燕丹逼的急了才无奈带着秦舞阳这个菜包子上路。这种对局面的掌控和自己的掌控的能力，很罕见。
第三，荆轲很会包装和营销自己。虽在山野之中，但很注重庙堂里的人脉培养。列传里说的明白，虽然和一帮人恋着喝酒唱歌，但“其为人深沉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什么意思?老子看起来也和你们一样翘课泡马子打游戏，但老子窝在被窝里用手电看书，还特么与学校的老师校长关系很好。老子就这么铞！战国士子，包装一直是强项，个个不遑多让。但能把个人推销和行为艺术结合到如荆轲这般完美的，实在不多见。四公子碍于身份，不可能出没市井与屠狗者戏；读书人家境窘迫，不可能结实豪侠。唯有荆轲兄，不仅找盖聂这样的人拜山头，还和高渐离和市井粗人（屠狗辈）当街做歌，哭的比好声音都来劲儿。你说说，这样的家伙，怎么会没有人推荐到燕丹那里让他转椅子？就连最后的出发，他都要搞得很有仪式性，白衣黑水，离子长歌。一半是鼓舞士气、表明决心，另一方面，也是一种个性表现。这种包装自我的能力，放到现在绝对秒杀一票公知大V。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荆轲有家国天下的抱负，又有清醒的头脑和准确的判断，为什么他还要去秦国做不可能的事儿？这就得回到我前面说的，荆轲死于义。田光是他的老朋友，他自己也知道这事儿机会很小，荆轲根本不愿意去。但作为土生土长的燕国人，田光很爱燕国，于是为了促成此事，他故意牺牲了自己来让荆轲没有退路。燕丹深知这一点，所以大加利用。某种意义上说，田光也中了燕丹的套:逼死好友田光，让荆轲无退路也是燕丹的计谋。田光死了，樊于期也死了，荆轲就不能不去。哪怕他的助手没到，他怒斥燕丹不相信人，也要去。至于燕丹的豪宅美食美女，只是无关紧要的点缀罢了。
每个人都有优点和弱点，荆轲的优点如上文所说，弱点也如上文所说，重义，因而被燕丹这种政客利用。一个抱着必死决心的人，怎么会在朝堂上怕一群手无寸铁的大臣呢？只有喝酒时热血上头老子不活了干他的酒醒后哎呀我呀我说啥了我的房贷还没还完老婆孩子还要我养呢我得活着啊的秦舞阳，才会犯怂。但荆轲正因为重义，太想着活捉秦王了（当然，你也可以认为这是酸葡萄心理，事实上，那个时候，与其说是一种为自己失败的开脱，不如说是一种深深的遗憾。因为田光死荆轲答应燕丹的那一刻，他就没打算再活着回来，失败了还需要借口吗？
荡开一句，荆轲刺秦的过程，太史公又是洋洋洒洒两百余字，写的宛如自己身在朝堂亲眼所见一般。可以说，荆轲列传是太史公写的最出色和传神的人物传记之一，其对后世的影响也蔚为流长，唐人小说、宋人话本、明清小说、民国武侠里都有荆轲的影子。而我觉得受其影响最大的无疑是那个叫古龙的男子，本着荆轲的样子，他写出了李寻欢。
改朝换代对于基层吏治的影响如何？
读史有困惑。晋代魏，南北朝，唐代隋，武周代唐，宋代后周，类似以上的“政变更替”，对基层吏治（县一级）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理解，汉代秦，魏代汉，明代元，清代明，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战争，基层的洗牌相对彻底，即便沿用前朝故吏，也有一个占领并委任的过程，与“和平演变”不太一样，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在高层政变的消息传到基层后，县官一级的反应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自保心态，还是“无非是皇帝换了个姓”的无所谓的心态，改朝换代对基层官吏的官途有多大影响？对基层吏治的生态有多大影响？“古人心态”我们今人确实不好揣度，论据可以用正统史料，也可以用古代章回小说，皆可。
这个问题很能笼统的回答有影响或者没有影响，而要看具体情况。
首先，要明确的是，改朝换代中，新政府的政治核心如何实现对地方控制。
答案很明确：先抓税收。政府对基层的权力与义务很多，基层的义务无非两个，一个是税收，一个是服从统治，但是大多政府并不对基层做过多干涉，而所有涉及基层的政策转变都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所以税收就成为一个政府控制一个地区的最重要标志，交税就是“国民”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如此说来，怎样实现收税。
古代的各种税收，无外乎两种，一种是以人身为基础收取的，一种是以个人土地财产为基础手取的，在唐以前，因为均田制的影响，基本上人身是最重要的，后来土地财产才慢慢重要起来。因此，要掌握基层税收，首先要掌握基层的人口土地状况。所以，在朝代更迭之时，政府最为关心的，在基层方面，就是拿到各地的人口赋役图册。
接着就说到，这些图册，是在什么情况下转交新政权的。
一般来说，这种图册在基层统计后会一级一级上报然后统和，最后会分成三套，基层政府手里有一本，用来征税，这个基层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意义，最普遍的观点是在”县“一级手里。户部有一本，用来统筹全国税收，皇帝那里有一本，用来祭祀天地。最后能做到拿着图册去祭祀天地，就基本算是完成了改朝换代的全过程。
首先我们可以确定，改朝换代虽然有时显得非常急速，比如陈桥驿兵变后直接控制中央政府，从核心下手，迅速完成朝代更迭，基本上直接从旧政府手里接手全部统治权力，那么对基层来说，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影响，因为交税对象都没有怎么变化，只是使用税收的人变化了而已。
而另一些情况，就显得麻烦了许多，比如汉高祖刘邦起事后带着农民军到处转战，然后划分战利品时被排挤到一个小地方，在慢慢积累最终夺得天下的，这中间这么长的时间，秦朝控制的土地一点点缩小，然后被灭，然后各个地方政权各自控制不同的地方，然后汉家逐渐控制大多数地方。在基层上，最好的情况下，是谁占领了自己的土地把税收交给谁，大家和和气气就当做生意了。但是很多情况不能如人愿，除了各自的根据地，战争情况下，根本没有正常规律的税收可言。交税的主体上，因为大量的流民、战争破坏的家庭和生产造成以前的赋役图册成为废纸，客体上，战争时期的士兵到一个地方很多时候也跟土匪差不多，抢钱抢粮抢土地。在早期战争中，很多割据力量因为在战时没办法从原有的'基层”征到钱粮，而多采取“屯田”的制度，直接让自己的士兵种田存粮，而屯田的土地都是以前基层人民的土地，这样的状况对基层原有体系的破坏可想而知。
而“正常的”改朝换代过程中，一般是这两种状况并存的，改朝换代的过程分为三种，一种是征服、一种先期依附，一种是后来投降的。
早期就依附的可以算作，如果改朝成功自己这里就是老根据地，那么自己这边的社会经济状况可以保全，如果不成功自己这里就是叛乱老巢，难免不被镇压，镇压过程的基层进行洗牌也是常有的事。
后来投降的自然是安全的多，看大势已去，明哲保身有何不可，那些偏远省份不很重要的地区或者远离战事的犹可观望，如果自己在重要的交战区或者在行军路途上还这样观望，那不是等死么。
征服对基层来说是最坏的一种情况，中国一向以礼仪之邦自称，但是屠城这种事情又不是没发生过，而平民在正常战争之中的损失也不可小觑，流民对经济的破坏又非常可观，被征服就意味着灾难，基层社会的洗牌在所难免，更不用说，还有些地方要经历“反复征服“的过程。
（补充：“胥吏”产生后，人口土地图册可以说变成了四套，上面三套都变成了”虚“的，而胥吏手中有一本”实“的，胥吏能够真实了解地方的人口土地变化，从而真正掌握基层财政，他们对”实“的图册的掌握，大大提高了基层在改朝换代过程中的稳定性，在元明、明清变换过程中作用尤为显着)
历史上完壁归赵的故事逻辑是否有硬伤？秦王即然要巧取豪夺，怎会甘心归赵？
1、没出兵理由，因为是自己先提出城池交换玉璧但却没有履行。
2、蔺相如从始至终的态度都是“你给我城池，我给你玉璧”，并不是“我就是不给你玉璧，你给我城池也没用”。如果秦王践行承诺，赵国必当将玉璧奉上（请看原文），可是作为交换前提的承诺秦王没有做到。
3、赵国这边的逻辑是这样：秦强赵弱，现在强国提出愿意拿15座城池换一个和氏璧，如果我不同意这个交易那是对秦国的侮辱，秦国可以以这理由出兵。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得答应这个交易，但是又得防止秦国拿了玉璧不给城池。于是有了完璧归赵这个故事。
4、因为秦王是真的想要免费得到和氏璧这个稀世珍宝。
5、如果秦王表现出自己不在乎玉璧安危，那蔺相如可以如此反问：“既然秦王您根本不在乎和氏璧的安危，又怎么可能为了它拿出15座城池作为交换？”
6、秦王想不到蔺相如会如此大胆。蔺相如此行不是来下战书的而是友好访问，没有理由监视他，而且若是监视被发现自己就更不占理。
7、题主歪曲原文，蔺相如没有表现过“要玉没有要命一条”的态度。蔺相如先是表明自己为什么会把玉璧送回赵国（因为你们秦人不守信），再表明以秦国如此强大只要先割让城池给赵国，赵国难道敢留着玉璧不给？最后再说自己欺骗秦王的罪名，甘愿受汤镬之刑。
有哪一点看出蔺相如耍人？我只看出蔺相如是在用生命证明秦王忽悠人。
从长远角度上看，“秦王扫六合”真的是一件好事吗？
两千多年前秦王一统中国后，中国就失去了竞争这一发展要素，那些曾经在春秋战国时代踊跃出来的伟大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甚至国王，在以后的两千多年里再也没怎么出现过。反观欧洲，多个国家相互竞争，表面上看劳民伤财但实际上却达到了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效果。如今的世界格局是：大多数国家都说欧洲语言或者学习欧洲语言，而比欧洲提前发展几百年的汉语影响力却非常有限。所以，秦王扫六合从常用角度上讲真的是一件好事吗？
是不是好事不知道。但是和欧洲完全没有可比性。
即便是在轴心时代，东西方大师关注的事情也非常不同。古希腊那些人，搞的都是哲学数学科学，都是很讲逻辑，很抽象，和实际关係不大；中国古代那些人，着眼点都是国家民族的命运，怎么治国安邦，怎么修身养性，都是很实际的。
不管统一还是分裂，东西方后世基本继承了轴心时代的思维方式。比如西方那种高大的教堂，完全就不是爲「人」建的，而中国所有的建筑都必须有实际用途，因此中国古代的建筑远不如西方的高大。西方人搞科学，最初都不是爲了有用，你看现在中国人，动不动就问数学有什么用，我想任何一个搞数学的人听到这句话都觉得问的人很无知。而另一方面，对于国家的命运，中国人比西方人更关注，出租车司机整天都在讨论政治。
西方的罗马帝国也是大一统啊，你爲什么觉得西方一开始就是分裂的？可见有没有大一统关係不大。
西方中世纪也没有出过伟大的思想家，还不如中国呢，中国至少还有不少文学家。
西方的哲学家科学家再次大爆发是在文艺复兴之后。爲什么会有文艺复兴、大航海、工业革命？我觉得一是文化基因的不同（上述古希腊的逻辑思维，以及海洋文明的贸易文化），二是社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西方有过一段相当长的稳定时期，中国几乎被辽金元这些外族灭了），三是有慾望和需求（大航海很多人其实就是海外寻宝，中国当时还能自给自足没有出海的动机），统一不统一有没有关係呢？我觉得关係不大啊。欧洲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更好更远的航海，并不是与邻国竞争。
东西方的发展轨迹完全不同。按照马克思的学说，西方是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在中国，原始社会之后就是夏商周，奴隶很少的，根本就不能称爲奴隶社会，跟封建社会的形态更接近；而秦统一之后，中国的皇权社会在西方是没有出现过的。因此中国是原始社会-封建社会-皇权社会-党国社会。
人类的发展有很多机缘巧合的东西。从东方和西方来看，我觉得没有什么「必然」的规律。每找到一个规律，恐怕就有十个理由让这个规律在另一个地方运行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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