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多的救赎的纪实故事

文章 2019-07-17 00:09:10 1个回答   ()人看过

英 雄

索南达杰毕业的时候,放弃留在西宁或北京的机会,回到治多县民族中学当了一名老师。他骑马回家乡招了扎多进中学,第一次改变了扎多的命运。

从民族中学到青海邮电学校,扎多一步一步见识了外面世界的精彩。他看到了楼房,在西宁说了4年汉话,经常说得嘴都干了,还兴高采烈。

对于20出头的年轻人扎多来说,80年代是个理想主义的年代,社会里充满了变革的味道。他和朋友们组建了自己的团体“唤醒会”。办杂志、发小册子、上台演讲批评县领导,试图用极其先锋的行为敲打沉闷的县城。

有人打小报告,说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州里派来一位副书记调查。领导看完他们小团体章程,指着第一条说:“小伙子啊,这一条救了你们。”

“唤醒会”开宗明义第一条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此后,扎多和朋友们申请去民族中学当老师,放弃高收入,要用教育改变家乡人的思想。

他们在学校的改革又一次失败了。

当老师是扎多社会改造计划的最后一步,现在退无可退,他彷徨,看不到前方的路。

妻子博雷看到县农业银行外面张贴的一张红纸,治多县委成立了西部工作委员会,面向社会招聘工作人员,兼任西部工委书记的县委副书记正是索南达杰。

扎多和朋友兴冲冲投奔过去,却被索书记劈头盖脸大骂一顿。索南达杰觉得这帮小年轻连在学校这点委屈都受不了,更不可能跟着自己干事业。

他的心很大,包括了可可西里,面积和宁夏一样大的无人区。

扎多倒是觉得,索南达杰虽然脾气臭了点,但是个值得追随的人。从少年时代开始,索南达杰就已经是他的偶像了。他加入了西部工委,成了索南达杰的秘书。直到1994年1月,18个月里他12次深入可可西里无人区。

在亲历者扎多眼中,索南达杰并不是一个如此先知先觉的人,他成立西部工委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开发搞建设。

身为草原的儿子,索南达杰很清楚单靠畜牧业,草原人没办法富裕,一场雪灾就足以让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

他把眼光投向了可可西里,隶属于索加乡的无人区,这里有金矿。他成立了西部工委和可可西里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

索南达杰是个异类干部:当中学老师,敢违抗上命,让学生把捡来的虫草卖给商人,而不是政府指定的供销公司,因为价钱更高;当乡党委书记,敢不交税,因为牧民实在太穷困,因而被戏称为“索加人民共和国”;作为下级,他敢拍着桌子骂县委书记然后再若无其事地“道歉”;对于他看上眼的领导,再怎么柔顺的话都能说出。

扎多现在想,除了矿产,或许是可可西里的氛围吸引了索南达杰,他实在是个很难融入周遭氛围的人,他太有个性了。

扎多还记得,第一次去可可西里,索书记看的是《工业矿产手册》,边看边说:“你要是没有知识,就变成野牦牛了。”

西部工委成立就是为了开发可可西里,但这个计划并没有执行下去,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们去做。

索南达杰手里看的书变成了复印的散页《濒危动物名录》,除了盗金者,他们的敌人多了藏羚羊的偷猎者。

藏羚羊绒毛编织成的“沙图什”,是世界上顶级奢侈品。这个美丽的物种开始成为人类贪欲的牺牲品。

扎多始终没能搞明白,索南达杰何以成为一个环保主义者,这个词在90年代初的青藏高原,显得特别陌生。他把索南达杰的作为理解成因为对家乡的责任感而产生的文化自觉:眼看大批藏羚羊被血腥屠杀,索南达杰内心的藏族传统价值观得以体现:不杀生、众生平等。

当然,作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盗矿和偷猎索书记都不能容忍。

1994年1月,扎多和索南达杰最后一次走进可可西里。出发前,扎多扫了一眼吉普车的车牌号“青G0519”,他心里暗自嘀咕,真不吉利——我要救。

索南达杰骂他:“分明是我要金。”

车队行进不久,遭遇一大伙盗猎者,经过一场枪战,将敌人全部拿下。枪战中盗猎者司机被击中。他把扎多悄悄叫到一边,叮嘱回去汇报要统一口径:“一定要说是我打的。”

扎多心想,你要抢功啊,分明是咱们的向导开枪打的。索南达杰告诉他:向导是老百姓,如果说是他打的,回去会被人报复,咱们是政府的人,回去没人敢找事。

为了照顾伤员,索南达杰临时决定,让扎多和司机带着伤员提前回去,他带着队伍押着大队盗猎者。

临别时,索南达杰把所有的子弹留给扎多,告诉他如何从草地和冰块上辨认方位,如何寻找北极星,还警告了扎多带走的有病盗猎者:“如果动了他一根毫毛,我下辈子不做书记了,专门抄你的老窝。”

几经波折,扎多的吉普车爬到了五道梁。

而索南达杰,一位难以定义的英雄,最后寡不敌众,与盗猎者殊死搏斗后牺牲在可可西里无人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怒目圆睁,保持着射击的姿势。在零下几十度严寒中,化成了一座冰雕。

前程

寺庙里,索南达杰遗体上覆盖着党旗。武警战士为他守灵,上千盏酥油灯点燃,400位喇嘛诵经三天三夜为其超度。

索南达杰书记生前不信藏传佛教,他走后,遗体被政府恭送至寺院火葬,这是只有高僧大德圆寂才有资格进行的仪式。

当地的秋吉活佛说:“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如同一个真正的比丘。”

索南达杰走了,也带走了扎多的魂魄。他失去了老师、领导,又一次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扎巴多杰来了,他是索南达杰的妹夫,曾经当过县公安局局长和检察院院长,现在是玉树州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受索南达杰影响,他拉了一支队伍保护藏羚羊,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野牦牛队”。

扎多拒绝了入队邀请。

可可西里实在太可怕。他害怕了,每次出发时看着家人装作若无其事,心里却想还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看到人就知道肯定是坏人,就是你死我活;一次回来,看到马路,他整个人就瘫在了上面。

县里风言风语,说是他害死了索南达杰,为此他还在招待所待了好几天,交待事情经过。

扎多觉得累了,受够了,要奔前程了。再见,可可西里!

领导让他找个想去的单位,他选择了宣传部,他想宣传索南达杰。在整理英雄事迹过程中,他又一次次被感动,决心加入索南达杰的那个组织。

甚至,他还参演了一部《杰桑·索南达杰》的电影,在里面扮演了自己,可惜电影从来没有上映过。

他喜欢读书,看到学校就高兴。现在机会来了,他从县委党校副校长的位置去了省委党校脱产进修,锦绣前程开始摆在面前。

在西宁读书的那段时间,他接触了很多青海之外的朋友。杨欣,“绿色江河”创始人,著名环保人,听说了索南达杰的事迹,带着《北京青年报》记者过来,还帮忙成立了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

他第一次知道还有非政府组织,还第一次结识了外国NGO朋友,他的眼界越来越宽。

这段时间里,他渐渐知道世上还有“生态”这个词,他又琢磨,索书记干的不就是生态的事情吗?在图书馆找到一本《生态经济学》,看完后他想:“如果能在我的家乡建一个这样的生态区,该有多好。就是山上动物好好的,水也好好的,经济也发展,这些都放在一起的理想模式。”

他的毕业论文《环长江源头生态区生态保护设想》答辩时,老师们不敢相信这会是一个来自治多藏族基层干部所写,直接问是哪里抄的。扎多滔滔不绝讲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一个老师反复对他说:一定不要放弃,要坚持。

他不时会想起,索书记最后看的是《濒危动物保护名册》,为什么?他究竟是怎么想的?

回到治多县,他和当年“唤醒会”的朋友们成立了一个NGO“环长江源生态经济促进会”。当然,他也去索加乡当乡党委书记,和索南达杰当年一样。

又是个不一样的书记。在索加乡这种不通电话的地方,扎多带着在西宁认识的外国朋友进入牧区,送医送药。为成立新的“帐篷小学”,申请海外基金会的资金。

在NGO“自然之友”和“起步高原”的帮助下,他举办了第一个大型活动,培训藏族中小学教师。在一个又小又破的招待所里,扎多走上讲台,看着下面30多双眼睛,说不出话,心里却在对索书记说:“你看,我们分手后,我没有当逃兵,我跟着你的脚步走,现在我办成了!这是星星之火,我在影响整个青藏高原,你看到了么?”

NGO

他还是离开了体制:从索加回到县里,当上了宣传部长,但实在不喜欢,最后保留薪水去干环保了。2008年,县里下了规定,像他这种成天到处乱跑的人,被退休了。

扎多和朋友发起了“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一心一意走NGO的道路。

他们做了很多项目,都围绕三江源地区的环境保护。和一般意义上的环保不同,扎多用力在“绿色社区”。他不觉得为了保护环境,就一定得把当地人民弄走,因为藏族人的生活习惯乃至宗教信仰,都天然地和生态保护契合。

三江源协会主要工作人员就4个:扎多(秘书长、全面工作)、欧要(行政主管)、亚卓(财务,在玉树,项目总协调人)、扎拉(拍摄、主要是流动车项目)。

协会的重要工作就是要教育当地牧民如何做环保。对于这点,欧要说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显然,做社会基金更容易被人看到,比如盖了多少楼,捐助了多少小学,而环保10年20年都未必看到成效,甚至我们这一代人都看不到成绩,但还是要去做。

2009年底,三江源协会得到了李连杰壹基金“典范工程”的支持,获得了100万元人民币的援助。

这笔钱他们用在了3个项目上:一、绿色补偿:真正让村民自主决定如何操作,如何运作,事实上相比于给钱,藏民们更喜欢把环保的权力放在自己手中。二、黑帐篷学校:选取对环保感兴趣的骨干,进行集中培训。三、流动车计划:主要是宣传环保理念。他们一到当地就放电影,吸引人来,给牧民DV,让他们拍,最后剪辑放给他们自己看。

今年还有一个项目,绿色健康,培训赤脚医生。每个队选几名,总共十几人,请玉树当地老藏医授徒,然后主要提供一些医疗设备,由台湾的一家基金会赞助。此外还有“绿色职责”,由香港培才教育基金会赞助,每年选取十几个贫困大学生进行资助,每人2000元,但是要求从事一些公益活动,哪怕是教弟弟认字。

在藏区做环保很难,受现实条件所限,很多活动无法开展,比如高原反应就能赶走大部分人。语言障碍也是一个大问题,但对于扎多他们来说,这片土地就是自己的家乡,他不是扎多秘书长,也不是扎多书记,就是这片土地的儿子。

他在很多村子做完项目后,和一大帮人都成了朋友,以后村子里的人会给他打电话:“喂!扎多,我女儿有个麻烦,你能不能帮忙?”

做了以后肯定是没完没了的联系,这是扎多所乐意看到的。草原上举行赛马会,一定要扎多出席,尽管他早已不是什么领导,但老人们会说,扎多还没讲话呢。这份荣耀是以前从来没有体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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