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理想的“边城”,还是现实的“城边”?
沈从文的《边城讲述船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是理想的“边城”,还是现实的“城边”?。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是理想的“边城”,还是现实的“城边”?
沈从文的小说名为《边城》，顾名思义，就应该以写“城”为中心，然而阅读文本时我们却发现小说中人物的活动(如老船夫、翠翠、船总顺顺、天保、傩送等)、故事的发生(如赛龙舟、抢鸭子、看碾房、提亲、唱情歌)，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城外(城外的溪边、溪上或溪对岸)而不是城里，也就是叙述者讲述的重心不是 “城”而是城郊，为叙述方便我们称其为“城边”。
城外的小溪白河是“边城”与“城边”的分界线，因此城里人和乡下人的身份据此泾渭分明：顺顺、天保、傩送、王团总等是城里人的代表， 老船夫一家是乡下人的代表。《边城》文本实际上是城里人与乡下人(城边人)的对话，且这两种对话者由于人生经历不同，生活环境不同，言说语境不同，思维模式不同，造成多种错位，形成翠翠爱情悲剧诞生的重要原因。由于“城边”占据文本的中心位置，“城”则身份尴尬退居边缘，标题所应具有的统摄全篇的权威地位随即解构。按照这样的思路解读边城，我们发现这部传世名篇存在着一定的裂隙。
关于老船夫与顺顺——是乡下人的狡猾还是城里人的势利
老船夫现时的生存状态是一个年近七十的鳏夫——因为他的妻子始终没有出现;老船夫唯一的女儿因对歌和当地驻防的军人产生了一段既不被军纪容忍又不被传统认可的恋情——因为军人的驻扎是要镇压边城人的——使两个年轻人先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使老船夫失去了女儿和准女婿。以他逢年过节的活动和交往的人际关系来看，他在边城和城边都没有亲戚。他唯一的亲人只是女儿和军人爱情的结晶——外孙女翠翠，唯一的朋友只有一只黄狗(虽然和渡船相依为命，但是渡船是公家的)。在外人眼里，他是孤独、寂寞、清贫的——靠管理碧溪咀的渡船为生近五十年，却只落得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过节买不起粽子，吃不起好肉。虽然他勤劳、善良、安贫乐道，可是却无力抵挡经济大潮冲击下的满楼山雨：为了自己含辛茹苦养大的孤雏翠翠的幸福，他独担力不从心的“走车路”(担心翠翠在爱情的路上不是有“碾坊”做陪嫁的王团总女儿的对手)和“走马路”(担心翠翠在爱情的路上重蹈女儿的覆辙)的双重压力，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畏畏缩缩、谨小慎微、弯弯曲曲，却又因在婚姻大事上缺乏和翠翠的有效沟通——刚开始不知道外孙女翠翠的情之所钟，导致天保走车路不成;又在走马路时张冠李戴冷落了傩送;后来知道翠翠喜欢傩送后又脚踩两只船，对翠翠的爱情缺乏正确的交流和引导——结果导致天保溺水、傩送埋怨、顺顺疑心、翠翠孤独，最后机关算尽、弄巧成拙、一无所获、失望孤独，含恨绝尘而去。
船总顺顺则经历了文明世界的洗礼，已经具备了商人的精明和实干精神。他懂得原始积累，也懂得如何能让自己更快地发家致富，所以他在爱情的抉择上讨了个颇有产业的小寡妇而不是一个年轻貌美能歌善舞的黄花女做妻子;在事业上他则经历了给别人卖苦力、买船出租收利息、购置自己产业、雇佣长工、水陆“两栖”做生意等阶段，使自己一步步脱贫致富，成了日前河街商业阶层成功人士的代表，这比在城边辛苦劳作五十年仍一无所有的传统城边人老船夫强了不知多少倍。但由于他的发财致富并非靠在本土自力更生获取，因此他的成功无形中对古湘西文明造成了破坏。尽管他具有湘西人的豪爽、正直，但都是极有限度的。因为他首先是个商人，钱财已在他心目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如他在儿子婚姻的安排上，由于顺顺在两个孩子都还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偏向于溺爱次子傩送，所以他可以为大儿子天保向穷苦的老船夫家提亲，而不愿意为了“渡船”而回绝“碾坊”，这简直是一个神来之笔，恰到好处地反映出船总顺顺隐秘的心理世界。
不过，狡猾也罢，势利也好，提到孩子们的幸福，家长们的爱子之心都是一样的，他们的需要也都是围绕着孩子们而产生的。他们既不能完全包办，也不肯任由事情向自己认为不好的方向发展：老船夫为了翠翠的幸福和快乐而让翠翠婚姻自主，在不知翠翠所爱的情况下欣然放弃了有钱财的天保的提亲;顺顺为了天保的幸福快乐也可以忽略不计陪嫁而接受翠翠仅是“一个光人”的事实;王团总为了自己女儿的幸福快乐宁可倒贴多送也心甘情愿…… 这多少也反映出了这样一个温暖的事实：在茶峒，钱财、贫富远没有它们在纯汉族地区的权威那样高。
关于傩送——是一往无前还是主动放弃
傩送聪明、正直、勇敢、勤劳，是边城人眼里的好青年。他对翠翠一见倾心，借给老船夫送酒葫芦的机会邀请翠翠去看端午龙舟比赛，为了吸引翠翠的目光，这个秀拔出群的少年勇夺桂冠，在水中酣畅淋漓地展现着自己的雄性魅力。在得知哥哥也喜欢翠翠并早于自己走过车路之后，他并没有退却，而是和哥哥一起参与了“走马路”的竞争。只是由于后来哥哥的识趣退出并溺死以及没有得到翠翠的及时回应①，而停止了进一步的求爱行动。在无法把握翠翠和爷爷的心思、中寨人数次提亲并以碾房相诱、父亲相逼的情况下，他做出孤独离家出走的举动，这已近似于“五四”时代青年们为争取婚姻自主所采取的“抗婚”或“逃婚”的抉择。可是透过傩送看似热情、大胆、真诚、敢于自主的爱情追求，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他对于爱情抉择的无休止的延宕：他早天保一年认识翠翠，求爱却晚于天保;“走马路”求爱又莫名其妙地提出替哥哥唱歌的办法徒增自己求爱的难度;相识第三年的端午节好不容易做出了主动邀请翠翠去自己家看船的较为明确的主动示爱姿态，却没有趁热打铁向翠翠表明自己的心迹：当天保派人去向老船夫提亲时，翠翠的猜测是傩送派人来提亲了——这就说明时机已经成熟!并且为了减少竞争对手，天保大造舆论—— 故意在人前人后夸翠翠好——明示自己喜欢翠翠，还做好了将来撑渡船以及买下两座山当寨子的想法——当然，这样的结果肯定是翠翠和他都不用撑渡船，自有家里的长年来料理，翠翠也可以借此摆脱穷苦的灰姑娘的命运;而傩送对翠翠的爱情却总是飘飘渺渺，看不到任何实际的行动和规划;傩送倾心于翠翠远在中宅人王团总为女儿以碾坊做陪嫁向他提亲之前，可由于傩送既没有将自己的所爱告诉父亲顺顺，也没有告诉哥哥天保，导致父亲应下王团总这门亲事而为自己的爱情之路凭添障碍，此后他不仅没有直接拒绝“碾坊”，反而轻描淡写地提出了要爹爹做主的主意;而傩送最后采取的离家远行的姿态，却无疑是一种放弃的姿态——因为他并没有直接向翠翠表白他的爱情，也没有让翠翠等他回来，而是纯粹以个人情绪去对待翠翠一家，不负责任地离去。从这个意义上说，翠翠的爱情悲剧是由于傩送的主动放弃造成的。 关于翠翠——是哀其不幸还是怒其不争
翠翠是本文的主人公，叙述者全力打造的人性女神。但翠翠悲剧诞生的本身却无形中消解了她身上的神圣光环。父母的非正常“结合”本身使翠翠失去了合法的身份，也等于注销了她健康人性的代言资格。孤儿的身份，孤独的生存环境，孤寂的成长过程，又形成了翠翠物质和精神上双向孤苦无依的生存状态。她十三岁时与傩送在河边一见钟情，苦等两年，却等来天保的提亲，隐秘的心事难以被务实的爷爷领悟，反而因爷爷的张冠李戴而横生枝节。孤独的她只能为无助的自己和无助的爱情数次痛哭。可惜她所做的只是在芳心难静时看云、看水、看天空，唱歌、吹笛、做美梦。但无论是云呀水呀歌呀梦呀，都无法填补翠翠心中太多的忧郁和感伤。
翠翠对爱情的态度在湘西女子中是罕见的含蓄和内敛。究其原因，主要是她内心深处的自卑情结使然。心理学认为自卑主要表现为轻视自己，认为自己不如别人。且不论翠翠贫寒的家世，单就翠翠与傩送相识的第三年端午节那天上午来看，当她看到年龄和自己相仿的团总女儿手上戴的银手镯时，小说中就连用了“歆羡”、“发痴”等词来形容她的心情。由此可见，情窦初开的翠翠已于无意间领悟到了物质所指代的经济条件对爱情造成的窘迫。她肯定会顺其自然地联想到横亘在贫穷的自己与家世颇丰的二老之间那无法逾越的经济鸿沟，进而感受到钱财门第在自己婚事上“惘惘的威胁”。而阿德勒早已指出，自卑感是以一种障碍因素而不是以一种激励因素对积极的实现发挥作用的。由此可见，自卑是造成翠翠痛失爱情的重要原因之一。翠翠最后一次见到傩送时已清楚地知道傩送所爱的是自己，并且她也早已含蓄地向爷爷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小说中的虎耳草当是翠翠爱情的象征，如当听到傩送求爱的歌声，翠翠在梦中采摘到了悬崖边平日只能仰望而无法攀折的虎耳草;当她通过傩送和长年的对话，知道傩送喜欢的是“渡船”而不是“碾坊” 后，在现实中果然采摘了一大把虎耳草，并在老船夫的注视下，两颊绯红地跑掉了——因为翠翠告诉过爷爷关于虎耳草的梦，老船夫对此时虎耳草的出现应当心知肚明!且不久前老船夫不仅含蓄地告诉了傩送翠翠听到情歌的感受，也从傩送的口中亲耳听到了，当晚唱歌的人就是傩送，傩送喜欢的正是翠翠——所有的真相都已大白!如果翠翠真像她母亲那样自由乐观、敢爱敢恨，且聪明机敏，她就应该想到傩送经商回来时的过渡是自己和傩送绝好的相处机会，也是两人得以消除误会的唯一机会。就应该耐心且精心地静静等候心上人的归来。适时地给他一个回眸的巧笑或者一个温暖的问候，哪怕是要以退为进地逃进深山也要用美丽动人的歌喉来向他表明心迹，才足以消除傩送的疑虑，挽回已经岌岌可危的爱情。可是翠翠见到傩送后，却“大吃一惊，同小兽物见到猎人一样，回头便向山竹林里跑掉了。”②什么都没有做，白白放过了唾手可得的爱情。毋庸赘言，翠翠的性格显然与边城人民的品性形成了一种对立，她的爱情悲剧在这种意义上讲应该也是性格的悲剧。
在湘西的传统中，青年男女在爱情和婚姻上是完全自由的，用对歌的形式寻找人生伴侣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形式。但是从十五年前翠翠的父母对歌相恋便已付出生命的代价来看，汉族文化对湘西本土文化的侵袭是相当严重的。现时的湘西求婚方式已经变为马路和车路两种，且通过媒人求婚(走车路)的形式已经普遍被人接受：中寨王团总为女儿以碾坊为陪嫁向顺顺提亲，顺顺为儿子天保向老船夫提亲，老船夫为了翠翠和傩送的亲事多次去顺顺家打探消息，鼓励天保，暗示傩送，人们也都以为在日头月光下唱三年六个月的歌，还不如老船夫说一句话好……由此观之，汉族宗法制文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的侵入，使湘西以前淳朴的民风和人与人之间的情义关系逐渐被财物所取代。“地方的好习惯是消灭了，民族的热情是下降了，女人也慢慢地像中国女人，把爱情移到牛羊金银虚名虚事上来了，爱情的地位显然是已经坠落，美的歌声与美的身体同样被其他物质战胜成为无用的东西了……”③——苗人终究没能抵挡住诱惑，情爱婚姻汉化为金钱婚姻。
虽然沈从文把自己的爱情和人性理想寄托在了一座三水交汇、三省交界、三族分居的相对自由的三不管小城——茶峒④，又把故事发生的时间一再上推⑤，但是他仍然没能够为我们塑造出一座理想的人性之城，相反，我们在里面看到了太多的人格缺憾和负面情绪，如中寨人提亲不成对老船夫用心不良的报复、老船夫关于翠翠婚事的犹豫不决、当事人之间的种种误会、顺顺一家因天保溺水事件对老船夫的怨恨等;看到了人性基石不可避免的动摇。——从翠翠的爱情悲剧里，我们看到了更大的风俗的悲剧：倒塌的白塔可以重建，蜕变了的人心如何拯救?被金钱玷污了的灵魂如何洁净呢?
注释：
①在苗族地区，任何未婚男子都有权用唱歌方式向自己钟情的女子表达爱慕之情。按习俗，或否或可，女方都必须以歌作答，才不致失礼。翠翠因偶然打破了当地对歌的规矩，连一向开朗主动的二老都这样揶揄自己为“傻子”，其严重程度可想而知。
②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页。
③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5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56页。
④茶峒处的洪安小河与茶峒大河(白河、黑河)三水交汇;湖南、四川、贵州三省交界;苗族、汉族、土家族三族分居。
⑤《边城》最初在《国闻周报》连载时，第二节提到的“到十九年时，他的儿子大的已十八岁……”在现行版本中为“到如今，他的儿子大的已十八岁……”;第三节提到的“两省接壤处，三十余年来……并无变故发生。”在现行版本中为“两省接壤处，十余年来……并无变故发生。”即《边城》故事的发生时间最初本来是 1930年左右，但在最后的定本中，沈从文把故事发生时间上推了20多年，即清末民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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