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十二五开局对中国经济增长要素的思考论文精选

一、理论框架

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问题一直被学者们认为是解开增长之谜的重要突破口之一，长期以来，国内外众多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专家学者都在努力寻求中国三十几年来保持高位增长速度的合理解释。笔者试图根据简单明了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即索洛-米德模型，将经济增长率大致看成资本增长率，劳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索洛余项)三者的函数。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学术界有不同的定义标准，笔者将全要素生产率理解为除资本和劳动两要素之外的其他诸多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集合体，包括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制度创新，技术演进，规模经济等等。

二、资本要素投入分析

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和测算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引擎是资本要素(这里指物质资本)投入。援引李京文等(1993)的测算结果，1978到1990年期间，经济平均增长率是8.35%。其中，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0.9%;陈琳(2008)在对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测算分析结果中显示，1978到2004年间，资本存量年平均增长率为10.1%，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6.2%。可见，资本要素投入对GDP增长率的贡献超过一半。这样的结果如果用哈罗德-多马模型，“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等来解释的话，应该是基本符合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阶段的一种增长方式。

然而，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国外经济学家和大批的国内学者都对中国这样的增长方式感到忧虑，认为这样的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应该看到，高水平的资本投入，特别是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首先，是造成了经济结构，特别是供求结构的失衡。持续不断地资本刺激已经造成了某些行业相当程度上的产能过剩，而国内消费又不能完全吸收，这样就造成大量资源浪费和结构失衡。其次，产能过剩需要有一个释放的渠道，这样就可能引致对外出口路径依赖的强化，使金融危机以来日益激烈的贸易摩擦更加白热化。再次，大量以货币或者信贷形式投入到实体经济中的物质资本，很可能成为通货膨胀的诱因之一，加剧物价上涨的压力。最后，高水平，强力度的资本要素投入，也会使得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调控范围逐渐缩小，力度逐渐减弱，最后使政策失效的可能性加大。因为当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大型投资趋于饱和时，政府的投资渠道就会锐减，此时利用投资拉动的政策效应就受到限制。

三、劳动力要素投入分析

以林毅夫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要素投入要充分利用要素禀赋本身的比较优势。中国是一个劳动力相对过剩的国家，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价格相对资本和其他要素来说是一大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可以有效推动经济增长，而且也可以吸纳剩余劳动力，促进充分就业，维护社会稳定。

事实上，根据马克思剩余价值论，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在增加产出方面的作用当然不可小视。综合多位学者的测算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8-20%左右，仅次于资本要素，是第二大贡献主体。 当然，若以劳动力要素的投入为主，这种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

其一是劳动力成本在近年来有逐渐提高的趋势，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这主要源于中国老龄化加剧和人口出生率持续处在较低水平，使劳动力供给出现缺口。

其二，以劳动力要素投入为主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必须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但是刘易斯关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定在当前的中国开始受到质疑。

四、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

由索洛-米德模型可知，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是产出增长率扣除资本和劳动要素增长率之后的余项，是要素投入所不能解释的部分。在中国，这一部分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相对要素投入贡献要小得多。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约在30-34%之间，与发达国家40-50%的水平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必须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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