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纸广播散文
我出生在60年代末期，少年时代正处在疯狂岁月的后半部分。因为天生对政治不敏感，身处大山之中的我对那时的政治意味的记忆更是少得可怜。自记事以来，现在时时能够想起来的，莫过于两种声音。
一种声音来自我家对面不算太高的一个山头。每天早晨或者傍晚，我总能听到从那上面传下来一阵阵朗读声。语音当然是正宗的川东话，朗诵的内容我一点也没有关注过，现在也已经记不起来了。起先我很好奇，那究竟是谁？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嗓门？后来我便开始观察起来，终于发现村里一个十几岁的青年人提着一个铁皮喇叭爬上了山头，手里还拿着几张报纸之类的纸质材料。现在想起来，挺佩服那个时候的年轻人。我们那里早晚都比较凉，他能够在那个时段爬上山顶，同时忍受低温和凉风的考研，很有些不简单。
另一种让我至今非常回味的声音，来自家里墙壁上的纸广播。对于它的出现，我没有准确的印象，是我出生之前就有了，还是我出生之后才安装到每家每户的，我都不记得了。关于它，我能够忆起的，一是它只有一股线。这一股线从我们公社的广播室牵出来，通过专用的电线杆子，被拉到了全公社5个大队的每一户人家。这一股线接进纸广播的一个线极，从另一个线极再接一根电线插到了地上的泥土里。那个时候，农村的家里多是土质地板，没有现在的水泥地板或者地砖铺地。因为地线上经常浇水，插地线的地方往往是一个小坑，便于储水啊。每当纸广播的声音变小，听起来有些吃力的时候，我们就要往地线上浇水了。
一个小小的纸广播，也被分出档次，反映了主人家的经济状况。我家的条件不太好，父母又似乎不太特别关注，墙上挂的便是非常廉价的纸盘广播，我记得价钱只有几角钱或者一块多钱。我大伯家经济状况比较好一些，他家墙上挂着的是一个小木箱，中间开了一个小圆孔，蒙着绸布，比我家那个黑黑的纸盘当然好看多了，声音也洪亮圆润了许多。
除了时间允许的时候，我去大伯家的广播下仔细听一下音乐之外，更多的时间是坐在自家的堂屋，就着昏暗的煤油灯，一家人一边嚼着炒黄豆，一边听着墙壁上纸广播发出的依依呀呀的节目声。那时的广播，一个公社设了一个广播站，广播站一个人，既是播音员，也是管理员，没有人叫过站长之类的头衔。广播的内容，除了定时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摘要（名字我记不准确了），其余多是音乐，通知等等。通过新闻摘要节目，我的头脑里才储汇了很多政治人物和政治术语名词。通过音乐节目，我才学会了《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等那个时候脍炙人口的大众歌曲。我所出生和长大的村子离白马镇并不算太远，广播竟然才是我朦胧地了解外部世界的少数途径之一。
通过广播里面播出的各式通知，我才知道了我们的公社有5个大队，每个大队下面大致有几个生产队，分别叫什么名字，再根据大人们的闲聊知道哪个生产队大致在哪个方向上等等。因为是农村，广播通知的事项多半是通知某个生产队明天到什么地方背化肥，某个生产队长哪天到公社开大会等等。广播员是从生产队的进步青年中挑选的，估计没有经过什么专业培训，所使用的语言一律是川东四川话，但为了达到广播的效果，常常要把尾音拖得很长很长，现在想起来倒是别有韵味，当我模仿着用那样的强调广播一件事项时，总会逗得儿子哈哈大笑。
每天清晨，纸广播淡薄而尖利的《东方红》乐曲穿过木质板壁，传进我的耳朵，我竖着耳朵听见传姓播音员说完“武隆县凉水公社广播站，现在开始第一次播音”，我便要起床了。也许它的早间“第一次播音”还没有结束，我已经挎着书包走出家门，踏上了通往板桥小学的崎岖山路。夜晚，躺在被窝里，再次竖着耳朵听完“西哈努克”、“洪森”、“穆巴拉克”等人的行踪新闻，听完《泉水叮咚响》之后，熟悉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乐曲声又响起来了。在广播员用四川话播报的“武隆县凉水公社广播站，今天的第二次播音到此结束”声音中，我的四周彻底寂静下来，一家人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纸广播伴随我度过童年，让我知道了我们公社的行政区划，让我略微认识了山外世界的一部分，让我听见了音乐声。随着家庭联产承包的落实，土地的下放到户，农村的广播系统慢慢地萎缩直至最终消失。可惜的是，现在回到老家，哪怕当初的一根广播电线杆子，一段广播电线的踪影都看不见。家里曾经用来挂纸广播的铁钉荡然无存，地上用来插地线的小坑也随着水泥浇筑而早已填平。圆盘状的纸广播更是踪影全无，只能长存于那一代人的记忆之中了。
作者简介：
李雪顺，男，重庆武隆人，47岁，教授，翻译家，供职于长江师范学院。译著《寻路中国》荣获“第七届文津图书奖”“2011年新浪中国好书榜第一名”等奖项，译著《江城》荣获“第八届文津图书奖提名奖”“2012年新浪中国好书榜第七名”“重庆翻译学会第四次优秀翻译成果奖二等奖”等奖项，译著《奇石》荣获“新京报2014年度畅销类好书第一名”“腾讯?商报2014年度“华文好书”文化类第二名”等奖项，另有译著《桑切斯的孩子们》《中国十亿城民》《剩女时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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