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类节目出现的原因及社会功能浅析教育论文

摘 要：国内电视调解类节目的兴起与其切合我国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充分发挥社会调解和社会援助功能的原因是密不可分的。本文结合江西卫视《金牌调解》节目，从符合传统习惯和时代背景、满足受众新的精神需求等方面分析电视调解类节目出现的原因,探讨调解类节目面临的取材和保证真实性等问题的现状，并阐明电视调解节目在心绪转换、减轻压力和提供社会调解与援助的独特作用及影响。

关键词：调解类节目;真实性;社会调解功能

一、调解类节目出现的原因

(一)社会转型引发大众新的精神需求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在这样巨大的社会转型背景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也有着明显变化，许多人一时无法接受这样快速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精神需求。电视媒体不可置疑地担当了这一满足受众新精神需求的角色。此时出现在电视中的关注民生的、与百姓家常里短息息相关的调解类节目，如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北京电视台科教频道《第三调解室》、SMG新娱乐频道《新老娘舅》，为当事人解决家庭、情感或者经济类问题，满足了他们倾诉与宣泄的欲望。调解即使不能立刻帮当事人解决问题，也能缓解委屈心理，引导他们走出困境。观众也能从调解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调解方法，迎合了大众的精神需求[1]。

(二)社会矛盾更加凸显

当前国家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各种新旧矛盾便不可避免。社会关系复杂，婚姻问题出现，婚外恋、离婚现象增多;离婚产生的财产和子女抚养权问题随之而来;房地产产业发展，一家兄弟为了房产分配产生争执;朋友之间的借债问题常常不仅涉及法律更与人情有关，有人懂得钻法律的空子，这对另一方就很不公平，由此引发的矛盾纠纷也越来越多。这些涉及人情的矛盾如果单纯靠法庭解决，很可能合法却不合理，而调解从人情和法理两方面来考虑，更容易找到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法。把调解搬到电视屏幕上，其公平透明性又有了保障，因此越来越多的矛盾的当事人愿意走入演播室，请调解员现场为他们排忧解难。

(三)遇事找人调停评理符合中国国情

在我国，人们遇到难事，尤其是家里事或者熟人之间的事，很少直接诉诸法律，而是找家族或者当事双方公认的德高望重的长辈来评理，这是中国人的传统。调解过程中，双方都有陈述自己的机会，由中间人来做评判，“旁观者清”，中间人会站在相对客观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调解矛盾。而调解类节目中的调解者，如《金牌调解》“三剑客”章亭(主持人)、胡剑云(调解员)、寒枫(观察员)、《新老娘舅》“明星调解员”柏万青等，他们就是这样的中间人，知情讲理，有一定的公信力和专业知识，讲道理让人信服，又给人启发。

(四)人民调解更加广泛

长期以来，人民调解为消除民间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2011年1月1日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为人民调解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国家鼓励和支持人民调解工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媒体紧跟时代，打造电视调解这一法制类节目。如石家庄广播电视台3频道的《调和》、北京电视台科教频道《第三调解室》、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等，这些节目是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普及法制宣传教育、宣扬和谐之风的新形式，同时也动员社会各方力量推进社会矛盾化解、服务和保障民生，更体现了主流媒体的责任担当。

(五)调解节目有受众基础

调解类节目解决的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真情实感最容易打动人，而复杂的悬念则满足了受众的好奇心。受众虽没有亲身参与，观看过程可以给人参与的感觉，看到他人的矛盾，调解类节目能对观众生活中的问题产生补偿失衡作用，同时也是他们宣泄情感缓解压力的有效渠道。

二、调解类节目面临的问题

调解类节目在全国遍地开花，收视率较高，丰富的素材源是节目得以进行下去的关键。而节目的取材角度一直都是电视调解节目的短板。但现在调解类节目很多都是夫妻感情或家庭纠纷的题材，难免让人觉得千篇一律。大量的家庭纠纷的调解容易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审美疲劳一旦产生，对于电视节目来说是致命的。因为它在某个方面就意味着节目没有创新力和发展前景，长此以往，便会丧失观众。

取材多样化是调解类节目需要解决的大问题，将有关经济纠纷、房产、劳工等社会热点话题的内容融入节目，为观众知晓熟悉，真正发挥电视媒介引导、认知的社会功能。紧跟时代和社会热点、丰富节目内容、关注社会问题、挖掘节目深度，才能更久地留住观众。

电视调解类节目广受赞誉的同时，在网上也出现了质疑的声音。个别节目为了吸引观众、迎合猎奇心理，刻意追求轰动效应，在节目设置上过度渲染悲情，肤浅琐碎，夸张情节甚至制造假的离奇事件来博取收视率。[2]电视调解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具有很强的公信力，最大优势就在于公开透明。如果真实性不能保证，那节目的公信力也就无从谈起。调解类节目涉及到法律，不能为了抢收视率而违背初衷地编造、摆拍。真人真事是最基本的，节目的目的应该是引人向真向善，观众需要的不是多么离奇曲折的过程，而是需要那些针对当事人实际情况，用不同的观点、视角，得出的直指心灵的道理。

三、电视调解类节目的社会功能以及影响力

调解类节目以贴近百姓生活的家长里短为内容，为观众展现矛盾的起因、调解过程和最终结果，真实反映现实生活，充满人文关怀和道德感化，渗透法治教育，拥有较高的收视率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以《金牌调解》为例，该节目集室内剧真人秀、公开法庭式法制节目和娱乐节目为一体，把百姓的家长里短搬上荧屏，将生活中难以调和的矛盾晒出来让社会评理，因其形式新颖，情感真实，调解分析公平合理，获得了较高收视率，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3]作为法制类的调解节目，《金牌调解》的社会功能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心绪转换和自我确认作用

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发生明显变化，生存压力增大，调解类节目是他们宣泄情感缓解压力的有效渠道。这些节目将调解过程展现在观众面前，也可以使同样有矛盾经历的观众自己找到解决纠纷的途径。如《金牌调解》中《以小见大的妻子》一期，妻子对丈夫不信任，为了种种小事和丈夫吵吵闹闹纠缠不清，最后闹到离婚，又被丈夫赶出家门。在了解这些小矛盾引发的大问题后，调解员对妻子指出，他们夫妻俩产生矛盾的原因就是妻子对丈夫不信任，过分发挥了她的想象力，想歪了，不相信丈夫的解释，夫妻俩到最后不再信任彼此，分道扬镳。调解员说，夫妻间需要用信任将爱的温暖在家里延续，成长一份爱需要一辈子的呵护，而毁掉一份爱只需一句不信任。这样的一期节目从双方充满矛盾到最后矛盾化解，一方面为观众提供消遣，缓解压力，另一方面，小摩擦几乎在每个家庭中都会发生，通过与节目中当事人的比较，观众也能反省自身行为，并协调自己的观念和行为。

(二)正面引导与社会教育作用

我国的广播电视一直是国家宣传和舆论导向的重要阵地，调解类节目的媒介“教化”作用更为明显。每期节目中都有调解员对当事人双方的评价和劝解，对当事双方在思想、行为、性格上需要改进的地方做出分析提出建议，这些分析不仅能使当事人对整件事有更全面和透彻的认识，反思自己，在道德上得到提升。如《金牌调解》中《不听话的丈夫》一期，丈夫沈先生因过失出车祸被判刑，妻子尽心尽力照顾还遭公婆数落，丈夫竟然没有站在妻子的角度上，任凭家人冤枉妻子。妻子寒心，他却以自己性格懦弱，不愿惹事为自己开脱。调解员就指出，如果丈夫对自己的评价只停留在“懦弱和自私”上，以“天生性格如此”为理由就可以轻易地原谅了自己，沈先生内心缺乏“正气”，没有这种“正气”，他就不知道如何看社会，如何看生活，如何看命运。一个男人到中年如果还做没有担当的“花瓶”，那就不再是“花瓶”，而是一碰即碎、毫无价值可言的玻璃瓶。这些朴实而又有哲理的话，与当事人经历结合起来，对受众也能起到很好的价值导向作用，同时，这些话很有可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甚至影响和改变受众的思维方式。这样，节目不仅满足了心绪转换和人际交流功能，还有信息传播和思想教育交流的功能。

(三)提供社会援助

调解工作琐碎啰嗦而又复杂，呈现在电视上45分钟的节目往往需要录制四五个小时，但调解工作又是社会和谐不可缺少的，它的基础价值十分深远。身处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交织混杂，来自婚姻、家庭、工作、朋友，受矛盾纠纷困扰的不只是走向荧屏的少数人，很多人苦于困扰却无法排解，而这些充满人文关怀的调解也为受众做了心理疏导。《金牌调解》与调解法的实施相伴，媒体紧跟时代，唱到积极文明的社会风尚，表现出强烈的时代需求性。调解工作本就是基层工作，节目中调解员的疏导方法也可以帮助培养更多优秀的调解员，帮助人民调解工作更加有力进行[4]。

四、结 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实施表明了：国家对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调解类节目对有矛盾的双方(或多方)实现消除隔阂、平静对话、沟通和谐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因其大众传媒的引导、认知、教育的社会功能，又对受众有不可小觑的社会协调功能和教育影响力。社会责任重大，希望这些节目能不单纯以猎奇追求收视率，而是充分发挥大众传媒议程设置功能，以真实的情感，真诚的劝导和分析使观众感悟人生，为社会营造和谐气氛。

参考文献：

[1] 张丽.我国调解类电视情感谈话节目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1.

[2] 冯波.调解类节目“收视之道”解析[M].收视中国,2011(7).

[3] 吴学敏.尊重人、爱护人、关心人、帮助人——以人为本,打造调解中的金牌[J].声屏世界,2011(10).

 ()   () 

本文标签：

[!--temp.ykp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