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显示度研究论文

[摘要]学校教育是培养公民素质的重要途径，而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形成起着关键作用。尽管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是一个公认的、显然的事实，但是通过实证调查，运用数学工具，探究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显示度。这在国内还是首次、对所受教育年限与公民素质之间关系的分析、研究初步构建了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显示度的数学模型，证实了基础教育对提高公民素质有显著作用；研究结论也佐证了基础教育的战略地位以及切实保障基础教育优先发展的必要性。

[关键词]基础教育；公民素质；显示度

一、背景及意义

提高公民素质是使我国由人口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变的有效手段。人才培养和公民素质的提高，教育是关键、是基础。而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是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各级各类合格人才的奠基工程。

进入新世纪，不少国家（地区）赋予了公民素质教育新的内涵，更加重视公民素质的提高。例如，欧盟提出的苏哥拉底（Socrates）计划，旨在强化“欧洲域”意识（European Dimension）、培养积极的世界公民；在日本，公民教育主要集中在小学和初中阶段，高中阶段则为选修课程，其目标在于“培育学生作为公民所需的知识和基本素质”。在国内， “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有识之士指出，公民教育的欠缺正在制约着我国现代化的进程……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的提高尽管是显然的、公认的事实，但本研究的侧重点不是进行理论的思辨，而是进行实证的调查以及数据的分析处理，并进行初步数学模型的建构。根据所查阅的文献，国内外的调查研究主要关注公民素质的现状和公民教育的重要性。美国教育杂志《Phi Delta Kappa》一项持续33年的调查显示：学校的核心使命在于培养年轻人公民素质的信念，没有随时间变化而动摇；“袁克敏等人围绕新世纪黑龙江人形象进行了调查，对影响新世纪黑龙江人形象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剖析；何向东等人关于西部公民人文素质的现状调查证明，人的素质与经济发展有很大的正相关性。”

然而，从国内外已有研究来看，尚缺少用实证调查的方式结合定量分析的方法探讨基础教育对提高公民素质所起作用的研究。至少目前国内还没有关于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显示度研究。本研究的概念界定及问卷设计具有独特性、新颖性；调查涉及面广、样本大；数据的类型多，分析处理难度很大。本研究对于应用数学方法和统计工具研究教育问题是大胆的尝试，对教育研究的定量分析是有益的探索，也为研究其他教育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基本概念的阐释

（一）公民素质

公民素质是作为一个公民应具备的一种内在的质的规定性，它具有稳定性，代表着个人的品格特征。不同学科、不同学派、不同时代对此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关于公民素质的构成，有多种划分方式。比如有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本研究采用五分法，将公民素质划分为五个维度：思想品德素质（以下简称“思品素质”）、文化科学素质（以下简称“文化素质”）、健康素质、法律素质和劳动技能素质（以下简称“劳技素质”）。进行这样划分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第一，比较全面，各种素质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第二，认同度较高，各种素质的具体内容既包括传统意义上对公民素质的理解，又较好地结合了时代发展所赋予公民素质新的含义；第三，比较科学，指标体系明确，条目较清晰，便于维度的再划分，便于进行科学测量与评价。

（二）显示度

就目前所查阅的文献，在教育学领域，较少涉及显示度的概念，对显示度的认识也尚无定论。本研究将“显示度”界定为“作用或者重要性的显现程度”，而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显示度是指基础教育对于公民素质提高的直接或间接作用的显示程度以及社会对其了解认同的程度。

本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刻画显示度：一是从影响因素的角度，除遗传因素外，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对公民素质的形成皆有影响，通过对几个因素的比较分析，探讨学校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重要性；二是从影响时间（教育年限）的角度，探讨公民所受基础教育的程度与公民素质高低之间的关系；三是从影响范围（五个维度）的角度，探讨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各个维度的影响情况。

三、研究假设、思路、方法

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育人活动，同时也是完善个体的素质结构、提高个体综合素质的活动。为此，本研究的假设是：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从一般意义上讲，所受基础教育年限越多，人的素质越高。

本研究以现状调查为基础，通过构建数学模型，定量分析基础教育与公民素质提高的相关性，探讨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影响和作用，所采用的统计分析软件是SPSS12。0。

四、问卷的编制以及调查样本分析

（一）问卷的编制

问卷的编制以前文所定义的公民素质结构为基础，划分为五个维度，每个维度以分量表的形式出现。在参考国内外相关内容的著名量表基础上，根据理论构架和实践要求自行编制题目。问卷先后共进行两次试测，分别在重庆市的两个公共场所进行现场调查，调查对象共362名，通过试测，剔除题意不明、有歧义且不能满足相关心理测量学指标的题目。所有题目均采用Liket5点记分：1表示完全没有、2表示可能没有、3表示说不清、4表示可能有、5表示肯定有。最后确立了包含31个题目的正式问卷，经信度检验，其克伦巴赫α系数=0。852，这说明该问卷的信度较高。在内容效度方面，我们邀请心理学、教育学专家对问卷题目所反映的行为样本的代表性进行判断，保证问卷的有效性；在结构效度方面，绝大部分分量表之间呈中等程度相关，符合量表编制的一致性与异质性的要求。

（二）问卷的调查样本分析

本次调查集中于2007年6—7月，由专门的调查人员，在重庆市选择了颇有代表性的酉阳县、忠县、巴南区、北碚区四地进行，发放调查问卷1832份，共收回有效问卷1811份。巴南区属于主城区，北碚区属于主城区，也是城乡结合地区，忠县处于较贫困的农村地区、酉阳县处于贫困的偏远农村山区且是少数民族自治县。

经统计，样本的具体情况如下：从年龄上划分，5～6岁占2。6％，7～17岁占32。2％，18～24岁占13。8％，25～34岁占15。7％，35～44岁占16。2％，45～59岁占14。9％，60岁以上占4。6％；从文化程度上划分，学前占3。7％，小学占11。1％，初中占36。5％，高中占32。4％，大学占14。5％，研究生占1。8％；从职业划分上，学生占34。8％，工人占12。7％，农民占11。0％，干部占8。1％，教师占8。8％，医务工作者占7。5％，商业人员占8。0％，个体户经营者占6。1％，其他占3。0％。

因此，从总体上说，本次问卷调查的样本选择充分体现了区域、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诸多方面的代表性，过程符合随机抽样的要求，结构较为合理，反映了重庆市公民的基本状况。

五、数据的分析及研究结论

根据本研究的目的，数据处理分析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的内容展开；其中第一、二部分内容是第三部分内容的前提与逻辑基础，第三部分内容是前两部分内容的推演与深化。

（一）影响公民素质形成的各项因素分析及结论

根据调查数据，对公民素质与影响公民素质形成的各项因素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

从表1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家庭、学校、社会、遗传及其他与公民素质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35、0。638、0。316、0。114、0。090，且它们与公民素质均成正相关并达到显著水平。在所有这些因素中，学校与公民素质的相关系数最大，由此说明影响公民素质的首要因素是学校教育，亦即学校教育是提升公民素质的主渠道。

结论一：学校教育是提升公民素质的主渠道。

（二）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显示度分析及结论

1．不同学历的公民素质得分总体描述

由表2可以看出，公民的综合素质随学历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从学前到小学，综合素质均值增长率为92。47％，从小学到初中增长率为17。68％，从初中到高中增长率为10。19％，从高中到大学增长率为2。53％，从大学到研究生增长率为1。14％。以受过大学教育的对象为参照，基础教育阶段的贡献率58。93％，这充分说明基础教育阶段对公民素质的提升有重要作用。

由上分析看出，学校教育对提升公民素质有着积极意义，随着公民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公民素质基本上都呈现较稳步增长的态势。

结论二：所受学校教育的年限直接影响公民素质的高低。

2．不同学历公民总体素质的差异性分析

为了从总体上检验不同学历公民素质的差异。我们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其结果见表3。

表3表明，各个层次学历之间的综合素质得分均值之间存在显著差异（F=21。729，P=0。015）。

为了明确哪些层次之间存在差异，我们进一步作了组间的两两比较，见表4。

表3表明，不同学历层次的公民综合素质之间总体上存在显著差异。表4表明，学前与其他学历层次的公民之间在综合素质存在显著差异，小学、初中、高中学历的公民素质存在显著差异，但高中及其以上文化程度的公民之间综合素质的差异不再显著。由此可见，在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教育对公民素质的提高是明显的；高等教育对公民素质的提高虽也有帮助，但作用不再明显。因此可得到基础教育阶段是其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

结论三：基础教育是公民素质形成的主要阶段。

（三）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显示度初步模型的构建及结论

前文分析表明，学校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有显著作用，基础教育是公民素质形成的主要阶段。为了进一步定量刻画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显示度，构建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初步数学模型，在（一） （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又作了较深入的一元回归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

1．教育年限与公民素质线性关系分析

为更进一步明确教育年限与公民素质的关系，我们根据有效问卷的数据，以“教育年限”为自变量、“公民综合素质得分”为因变量作回归分析，结果得到回归方程如下：y=9。543+0。835x，其中y为公民综合素质得分，x为教育年限（各种学历对应的教育年限为：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大学16年，研究生19年）。

为了验证该方程式是否具备统计意义，我们对该等式进行了回归模型的有效性检验。表5、表6为方差分析与模型综述结果。 我们知道，当回归系数显著性概率值小于0。05时。回归式具有统计意义。在本次检验中，表5中的F=60。696。P=0。000＜0。05，所以该回归方程有意义。

表6的模型综述表明，变量x与y的相关系数为R=0。878，说明二者（综合素质和教育年限）关系密切；R2=0。771，说明变量x可以解释变量y的77。1％变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受教育年限与公民综合素质的关系可以用如下方程表示：y=9。543+0。835x。这说明学校教育对公民素质的影响表现为直接的正相关。

结论四：所受基础教育的年限与公民素质呈正相关关系。

2．公民综合素质与五种素质间的多元回归分析

本分析的目的在于通过多元回归分析了解五种素质对公民综合素质的影响程度。

以五种素质得分均值为自变量，以综合素质总分均值为因变量，应用全回归法，结果见表7、表8。

首先对回归方程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由表7得知F=147。275，P=0。000＜0。05，所以该回归方程有意义。随后得出回归方程为：y=1。740x1+1。747x2+1 236x3+1。017x4+1。097x5+1。718（系数的大小表明对总分影响程度的大小）。其中，总分为v，法律素质为x1，文化素质为x2，劳技素质x3，健康素质为x4，思品素质为x5，可见，对综合素质影响比较大的是法律素质、文化素质两项，比较低的是健康素质、思品素质两项。

从多元回归方程式可以看出，基础教育对思品素质、文化素质、健康素质、法律素质和劳技素质的作用都是正面的。同时，各种素质对综合素质的影响系数大小不同但是都有显著性意义，这说明基础教育对公民各项素质形成的影响并不均衡，具体表现为：基础教育对法律素质和文化素质形成的影响较强；基础教育对思品素质和健康素质形成的影响较弱。

结论五：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各维度的作用都是正面的，但影响不均衡。

综合以上对调查数据的分析，我们得到了以下结论：

结论一，学校教育是提升公民素质的主渠道；

结论二，所受学校教育的年限直接影响公民素质的高低；

结论三，基础教育是公民素质形成的主要阶段；结论四，所受基础教育的年限与公民素质呈正相关关系；

结论五，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各维度的作用都是正面的，但影响不均衡。通过对调查问卷的定量分析所得到的结论不仅实证了研究假设，而且刻画了基础教育对提高公民素质的显示度。这加深了我们对基础教育作用及意义的理解，即基础教育对提高公民素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基础教育对提高全体公民素质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其战略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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