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诗歌的艺术特色

余光中，当代台湾著名诗人与散文家，1928年出生江苏南京，内战后赴台，现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一生创作诗集散文共40余部，其中最著名的诗歌《乡愁》为海内外广为流传。下面是余光中诗歌的艺术特色，欢迎参考阅读！

中国意识

他从故乡来，仍带著故乡的记忆；他曾涵泳在之中，读过强调中国美的作品，加深他对故乡的美感；他从旧大陆漂到台湾，成长，又飘到新大陆的异域去。以至於经常会流露出对中国缠绵的情感，有时是直接的颂扬，有时却对其他文化表现出相对的非正面叙述来烘托出明显的中国意识。

感觉性

而散文虽由文字构成，不希望作品仅能够单纯由眼睛看到字，然后在脑海中构出图像，而希望透过人类本有的感官，具体的随著文字的描绘感生出似乎是真实在读者身边发生的感觉性，以为例，各种感官似乎完全的在感受著外在的变化，细心地带领我们去感觉那微妙又精准的意象。

幽默感

比喻和比拟在余先生的作品中也透露出不同凡响的新潮，富於变化，节奏感强，富於动态特徵，完全的颠覆传统静态比拟，也不满足於单纯的明喻，更欣赏用隐喻，其中我们举〈〉中，树上的果子和路人内神通外鬼来看，显然一般状况下对家中的女性跟树木之间的比喻，就是那莫名背了黑锅的红杏，可是先生跳脱出来，用树上的果子形容「余」家有女初长成已创新意，又摆脱果子的静态刻板印象，把它们描绘得活蹦乱跳，内神通外鬼，也因此展现作品中另外一个经常出现的特色——幽默感，那是一种让人会心一笑的娱弄笔法，不同於一般默剧的滑稽。

一种中国意识的表现。在台湾早期的诗歌论战和七十年代中期的台湾论战中，的诗论和作品都相当强烈地显示了主张，那是很强烈的西化、无视读者和脱离现实的倾向。如他自己所述「少年时代，笔尖所染，不是希顿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所酿无非一八四二年的葡萄酒。」八十年代后，他开始认识到自己民族居住的地方对创作的重要性，把诗笔「伸回那块大陆」写了许多动情的乡愁诗，对的态度也由反对变为亲切，显示了由西方回归东方的明显轨迹，因而也在一段时间经常被称做台湾诗坛「回头浪子」。 从诗歌艺术上看，余光中是个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诗人。尽管有的评论者批判他的作品风格极不统一，诗风也是因题材而风向紊乱，事实上极不统一的字面下之意思，也是反映了他真实的给了文字无垠的「弹性」，紊乱也可能是为了批评而批评，忽略了一位作家最难能可贵的特质——风貌的多元性。尽管有著多采多姿的呈现方式，大体上仍然可以发现，在众多的诗篇，表达意志和理想的诗，一般都显得壮阔铿锵，而描写乡愁和爱情的作品，一般都显得细腻而柔绵。多彩的文风，俨然是在文字的风火炉中炼丹，正如同余先生在自己的作品中纪录了自己对文学的价值看法。

余光中的诗歌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特点：

格律诗时期

（1949-1956） 以为代表。大多数篇章均为二段或三段，每段四行，二、四句押韵。

现代化的酝酿时期

（1957-1958） 以后半和〈西螺大桥〉为代表。开始衍出长短错落的句式。

留美的现代化时期

（1958-1959） 以为代表。爱荷华大学的写作训练与艺术课程启迪了余光中对现代艺术的接触，并普遍吸收了西洋音乐，作品有抽象的趋势。

虚无时期

（1960-1961） 以、前半为代表。这个时期的余光中在西化的忧郁苍白里创造英雄的幻觉，无法向传统索取温暖。作品中时常透露末世一般的追悼，又始终无法自绝于传统，而有“真空的感觉”。投影的不但是个人或诗坛的无依、空虚，也是一个文化、民族对传统的怀疑和对接受外来冲击的疑惑。

新古典主义时期

（1961-1963） 以后半、为代表。无论在文白的相互浮雕上、单轨句法和双轨句法的对比上、工整的分段和不规则的分行之间的变化上，都以二元手法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推向另一个高峰。

走回近代中国时期

（1965-1969） 以、《在冷战的年代》为代表。自我的剖析、形而上的主题、同一主题的两面探索、性与战争的交相对映，均承载深刻。技巧及思考到达高峰。

民谣风格时期

（1970-1974） 以《白玉苦瓜》为代表。作品吸收摇滚乐的浪漫精神，以回归故土的民族意识面对眼前的现实。这个阶段的余光中也挣脱了“我是谁”的迷惘，以“守夜人”自许，期待自己经由生命的苦楚而臻于永恒的诗艺。

历史文化的探索时期

（1974-1981） 以《与永恒拔河》、《隔水观音》为代表，诗作的知性渐渐多于感性，也较不刻意锻字炼句，而趋于任其自然。

写实伤今、印证生命的秋收时期

（1981以后） 以《五行无阻》、《高楼对海》等为代表。这段期间余光中既歌咏亲情伦理、讽诵汉魂唐魄、参透生死玄想，也把地理的乡愁乘以文化的沧桑，由早年浪漫怀古转为写实伤今，成了低回的吟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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