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终南别业》新解

终南别业

王维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有唐一代，由于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兴盛，使得人们思想上也非常的开放活跃，社会文化空前繁荣，各家各派之间互相取长补短，相互融合，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佛教发展到了唐代，亦进入了其全面繁荣的时期，其中禅宗一脉经过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师徒五代的努力，成为了唐代历史上最具有创造性和影响力的佛教流派。此时，上到帝王贵胄下至平民百姓，对禅宗都表现出来空前的热情和关注，禅宗的地位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历史记载武则天、唐中宗、唐高宗都曾遣使者诏慧能进京讲法，慧能皆未应诏，即使如此，仍旧是“每大师登座，学众盈庭”(王维《能禅师碑》)，“学徒爰来，如水之东”(刘禹锡《曹溪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禅宗教义渐渐深入人心。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文人士大夫对禅宗也表现出了接纳欢迎的态度，纷纷与禅僧交接往还，谈诗论道，甚至以交接禅僧参禅悟道为风尚，到了“闲言说知己，半是参禅人”(方干《白艾原客》)的地步，禅宗义理渐渐成为了文人士大夫思想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们的言谈举止中体现出了浓厚的禅宗色彩。王维是唐代诗人中佛学修养最高的，他不仅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还把佛教义理融入到诗歌创作中，使其作品具有了浓厚的禅心禅意，故而被人们誉为“诗佛”，其代表性的诗作《终南别业》就具有浓重的禅宗色彩。

《终南别业》又题为《初至山中》、《入山寄城中故人》，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王维四十二岁以后，刚刚隐居终南山时写下的诗作。终南山又称为南山、中南山，是“在天之中，居都之南”的意思，在都城长安以南五十里处，此地山峦峭拔，风景秀绝，历来就是著名的宗教圣地，相传全真教祖师吕洞宾、刘海蟾曾在此修炼，此地还有香积寺、兴教寺等佛教名刹。终南山不仅是宗教信众向往朝拜的灵山，而且还是高人雅士独隐修身的佳处，宋之问、李颀、储光羲等名士都曾在此卜居归隐。王维对隐居终南山也是渴慕已久，他曾写有一首《赠徐中书望终南山歌》：“晚下兮紫薇，怅尘事兮多违。驻马兮双树，望青山兮不归。”对官场流转、红尘纷扰已心生厌倦的王维，感到超尘脱俗的终南山才是自己的心灵家园，对自己隐居终南山的愿望无法实现感到无奈与悲伤。所以，一旦机缘凑泊，王维便悠然隐居到了终南山中。

诗里“中岁颇好道”的“道”指的应该是佛家思想，禅宗义理。王维与禅宗的机缘极为深远，佛教禅宗与王维的接合又是极为诚挚。王维幼年丧父，由母亲崔氏养育，崔氏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王维在《请施庄为寺表》中说：“臣亡母故博陵县君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蔬食，持戒禅定，乐住山林，志求寂静。”由于崔氏行为的耳濡目染，使王维从小对佛教典籍就极为熟稔，并且对他安禅求静性格的形成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约在三十岁时，王维就拜在了大荐福寺的道光禅师门下，在为道光禅师写的碑文中，王维说“维十年座下，俯伏受教”，这十年的生活使他对佛教禅宗义理的认识更加深刻，对佛教的体验也更加坚韧纯粹，《旧唐书·王维传》载：“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而且王维一直结交许多禅僧并与之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比如睿禅师、神会禅师、操禅师等等，与禅僧为友，参禅悟道，使王维的思想意识、行为举止方方面面都具有了浓厚的禅宗色彩，他“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一生不忘佛禅之事，在临终之际，王维“又与平生亲故作别书数幅，多敦厉朋友奉佛修心之旨，舍笔而绝。”由此可见，王维对佛教禅宗的体验是深刻的，其诗歌中所体现出的禅心禅意也是他自然本心的流露，诗人用“好道”表达了自己对禅宗义理的喜慕，又用“颇”字表达了自己对禅宗义理的深沉信心和热情。

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王维归隐山林的意志更加坚定，对清静无染的大自然更加向往，“爱染日已薄，禅寂日已固”(王维《偶然作》)，妻子早殁，使他对世俗生活失去了信心;张九龄罢相，使他对官场生活完全绝望，从而归隐终南山的心情就更加急切了，所以诗人说“晚家南山陲”，隐居终南山使王维获得了“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的自由和欣喜，在终南山安家落户，终南山给予诗人家的感觉，终南山的生活就是诗人心灵得以安栖的精神家园。诗人把“中岁”与“晚家”对举，正是把自己的人生合在一起进行比照，隐居以前是多么漫长而又无奈的期望与等待，而如今因缘际会，瓜熟蒂落，终于心想事成，诗人该是多么高兴畅快。然而诗人用“晚家南山陲”轻轻道出，平平淡淡，波澜不惊，这是释迦的拈花微笑，是禅心融化了喜悦，是绚烂之极后的朴素，矜躁化尽，自在流出。

在《神会和尚禅话录》中记载了一则王维与神会禅师的问答：“门人刘相倩于南阳郡见侍御史王维，在临湍驿中屈神会和尚及同寺僧惠澄禅师，语经数日。于时王侍御史共和尚言：‘若为修道解脱?’答曰：‘众生本自心净，若更欲起心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脱。’王侍御史惊愕云：‘大奇，曾闻大德皆未有作如此说。’乃为寇太守、张别驾、袁司马等曰：‘此南阳郡有好大德，有佛法甚不可思议!’……”这段记录说明神会禅师向王维表达了禅宗“无求无执”的观念，修行解脱就在日常生活中，众生本自清净，不假外求，亦不求诸己，只要能够任运自然，让自我心性坦然流出即可获得解脱。“兴来每独往”正可以看作是王维对这种禅宗思想的实践性体验，“兴”是兴致、兴趣，是人的自然天性;“独往”是独自前往山中，这里没有丝毫孤独的意味，这是诗人天性的自然选择，诗人正是在享受这份孤单，这正是诗人无拘无碍的行为的表现;“每”，常常，即为兴之所至，而行为所至，无有牵挂，而这一切正是诗人的“兴”之所在。王维又把这种观念形象的描述了出来“举足下足，长在道场。是心是情，同归性海”(王维《能禅师碑》)，这种生活的态度在诗人的作品中就表现出兴趣流淌，性情满溢的境界。诗人的清逸性情与终南山的清川旷景相契合，就使诗人体验到了难以言说的妙处，因而诗人说“胜事空自知”。“胜事”就是指赏心悦目之事，微妙难言之事，山中的行经观想和自然景物给予诗人不可思议的体悟，因而诗人说“空自知”，“空”不是无的意思，而是指仅仅，强调此中妙处境界只有我一人能领悟，这是一种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这也是禅宗所重视的“自识本心，自见本性”的自觉自悟的状态。在悠游山林之中，诗人实现了性情与自然的融合交流，在对自然胜事的体悟中获得了自在和解脱。

微法妙悟无法与人言说，诗人就把获得自在的彼时的状况加以描述出来，让别人自己去体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是诗人在山中的生活，沿流寻源，到达水穷之处，观云看雾，看到云雾从山间升起。整个过程清静洒脱，无滞无碍，让人似乎可以看到诗人当时从容洒脱的神色举止，恬淡无为的气度风华。佛语云：“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山河大地一花一叶中都蕴含着佛理至道，只要心与神会，物与性合，即可悟道，所以清代徐增在《唐诗解读》中便解释道：“行到水穷处，去不得处，我亦便止，倘有云起，我即坐而看云之起……于佛法看来，总是个无我。行无所事，行到是大死，坐是看得活。”诗人用行与坐的行为对举，体现出自己行止皆宜，动静随心的自在;把水穷与云起的状况并提，体现出自然万物生灭的圆融;在这里，人的知性、行为与自然运行浑然一体，“外在的风景就是人心中的映像，而心中的映像也就是外在的风景”(胡遂《佛教禅宗与唐代诗风之发展演变》)，而且人的行为也与心神契合如一，似蝉蜕一般，任运穷通，无有阻滞，这种浑然圆融的境界的描述显示出诗人与之相对应的心理体悟，所以俞陛云认为“此二句有一片化工之妙”，其中的义理的确耐人再三玩味，在空寂义理的体悟之中涌动着与宇宙相通的无限生气。

而尾联“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表面上写的仍然是山居生活，实际上已经是对颔联、颈联中山居生活的拓展与深化。颔联、颈联是体悟，而尾联是对体悟所得的自然实践，体悟所得的智慧已经融入到诗人的精神意识中，自然而然的就在诗人的行动上体现出了无滞无碍无住无为的禅意。“偶然值林叟”是机缘凑泊的遇合，是无心而为的喜乐之事;“谈笑无还期”是任运自然陶然忘机的自由。一切的禅心禅意就在言谈行止间弥漫洋溢，真的让人“有一唱三叹不可穷之妙”(方回《瀛奎律髓》)。

王维的一生是与禅宗结缘的一生，虽然他没有真正的弃官归隐泉林，也没有真正的出家为僧，但禅宗义理已然成为他思想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其诗作中自然流露的禅心禅意，使他的诗歌具有了独特的风格。值得一提的是，《终南别业》是王维诗作中的名篇，历来受人重视，但人们对这首诗的关注主要是集中于诗歌的意蕴，很少有人注意到这首诗在王维诗歌创作中的地位和价值。这首诗是王维刚刚归隐山林时的作品，其中表述的鲜活的生活体验，可以说是真正宣告了王维的人生观由入仕为官而向归隐泉林发生倾斜;诗中明显的具有浓厚的禅宗色彩，这种特点在王维后期的创作中被运用得更加纯粹圆熟;这首诗中是以作者主体“我”为创作对象的，直接显示了王维寄意泉林的审美倾向，此后的诗作虽然主要以自然景物为表达对象，但在审美倾向上却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比如《鹿柴》、《鸟鸣涧》等作品完全就可以看作只不过是对《终南别业》思想内容的延伸和具体化而已;《终南别业》还明显确定了王清静空灵的诗歌风格，这种风格在王维的后期诗歌创作中一直延续并未发生本质上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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