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山水诗歌的人文情怀是什么
柳宗元的诗歌在整个唐王朝诗人中存量较少，但在其为数不多的诗歌当中，山水诗歌是比较突出的。
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世称柳河东;晚年贬任柳州，故又称柳柳州。柳宗元出身显赫，其河东柳氏在北朝时就是著名的门阀士族，而到了唐朝，作为“关陇集团”的柳氏依然在新王朝里取得显赫的地位。然而武氏专权，柳氏一族在激烈的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中逐渐式微。“人咸言吾宗宜硕大，有积德焉。在高宗朝，并居尚书省二十二人。遭诸武，以故衰耗。武氏败，尤不能兴。”但即便如此，对于青年时便有“辅时及物”志向的柳宗元来说，良好的家庭教育以及积极的入世观将之推往政治革新的前沿，并很快地付诸行动，这可以体现在王叔文的“永贞革新”运动中。然而不幸的是，“永贞革新”仅仅只持续了一年，就以失败而告终。短暂的顺利过后带来的是十数年的流放贬谪，柳宗元仕途的蹇困也为他日后的诗文创作埋下了伏笔。“子厚之贬，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者，特为酸楚。”此后的十几年里，宦海沉浮不断，直至其病逝，可以说永贞革新是其一生重要的转折点。然而，其绝大多数脍炙人口的诗歌皆创作于贬谪之后。柳诗现存138题，共164首，其中山水诗近47首。柳宗元的诗歌创作主要分为永州和柳州两个时期，其山水诗也主要创作于这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的山水诗在形式上是从五言到七言，以古体为主到以近体为主，从意象上是从清秀澄明到奇崛险怪，从情感上是从忧伤到绝望，由此也就构成柳宗元山水诗的演变轨迹。这些山水诗，由于创作的时间不同，作者的心态不一，因而在表现上也就有了明显的差别，而这种差别，也正体现出柳宗元永州到柳州的心路历程的变化。虽然数量不多，但却足够在元和诗坛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人生作诗不必多，只要传远。如柳子厚能几首诗?万世不能磨灭。”
一、宦海沉浮下的心灵知音
柳宗元的诗歌多创作于永州时期和柳州时期。在该时期创作的山水诗歌不乏精品，在艺术创作上有着恬淡从容之美。“柳先生诗，其�_澹处似陶，而苍秀处则兼乎谢，至其忧思郁结，纤徐凄婉之致，往往深得楚骚之遗。”[4]永州时期是柳宗元遭遇贬谪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他将情感投注于山水田园，以山水记游、咏歌抒怀的方式将满腹的哀怨愁苦发泄出来，与此同时他又往往引屈原楚骚来感慨其身世遭遇，正如《游南亭夜还叙七十韵》里所说的：“投迹山水处，放情咏离骚。”类似的诗歌在其为数不多的山水诗中并不少见，正如前人所言：“柳州哀怨，骚人之苗裔，幽峭处亦近是。”[5]从中可见其对自己遭遇不顺的仕途，前途多舛的命运的不服与抗争。柳宗元少年得志，21岁时便进士及第，贞元十二年时中博学宏词科，两年后便进入集贤殿工作。此后仕途一帆风顺，在33岁的时候便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在人生的前三十年中，他无疑是宦途顺达的，假设没有参与王叔文的改革，那么他的仕途可以依旧这样顺利下去。然而他毕竟是一个文人，文人自古以来无不梦想着参政议政，意欲以一己之力在朝堂上翻云覆雨，成就一番事业。年少得意的柳宗元也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态与自己的好友刘禹锡一起加入了王叔文的革新运动。然而，他是一个成熟的文人，却是一个不成熟的政治家。永贞革新的必然失败连带着政敌的无情打击使之被贬到永州，此后十多年间，偏居于远离朝堂的永州甚至更远的柳州，其政治抱负也在这漫长的贬谪生涯中被逐渐消磨。而在贬谪期间，不仅遭遇肉体的折磨，而且也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新唐书・柳宗元传》云：“既窜逐，地又荒疬，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6]由于遭到放逐，致使满腔怨愁无处可释，惟自放于明山秀水中，讴歌山水，方能遣情排序，于是便有了如《溪居》、《永州八记》等以山水著称的诗文。在其为数不多的山水诗中，表达了这样的几个主题：寄托政治失意;抒发孤傲情怀;表达思乡情切;以闲情逸致摆脱现实困境等。这些主题构成了柳宗元笔下的山水诗。其中，寄托政治失意的有《感遇二首》、《冉溪》、《溪居》、《构法华寺西亭》、《湖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等;抒发孤傲情怀的则有《江雪》、《渔翁》《夏初雨后寻愚溪》、《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等篇;表达思乡情切的则有《南涧中题》、《构法华寺西亭》、《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零陵早春》、《登柳州峨山》等;至于书写闲情聊解失意的则有《夏夜苦热登西楼》、《夏书偶作》、《法华寺西亭夜饮》、《法华寺石门精室三十韵》等诸篇。这些作品以其强烈的思想感情而成为柳氏山水诗中的代表作。他的山水诗可分为两类，“部分作品模山范水，犹如明镜映物，刻画山容水貌，摹难状之景如在目前;更多的作品则情景相生，往往在描绘山水的同时，由外在世界而转入内心探寻，或披露郁结之悲愤，或抒泄思乡之愁苦。”[7]而苏轼更是认为其“发纤�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8]并与陶渊明相提并论，“所贵乎枯澹者，谓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是也。”[9]由此可见，柳宗元的山水诗是在遭遇贬谪的情况下写就的，江山不幸诗家幸，正是特殊的人生遭遇造就了其独特的诗才，历史上的许多文人无不如此。这些人做做诗，写写文章，应该是最好的选择，然而搞起政治来无一不惨败。或许，正是要经历这番苦痛才能成就诗文的大名。
二、纵情恣意下的遗世幽愤
柳宗元的山水诗中，不乏有模山范水的优美诗作。他通过描山刻水来排解闲情，暂纾苦闷。代表作品有《法华寺石门精室三十韵》。该诗写于元和元年夏，构法华寺西亭后作，是柳宗元到永州之后最早的纪游诗之一。该诗名为三十韵，共四十四句。篇幅较长，内容丰富，已明显地表现出其纪游诗的独特风格和成就。首句“拘情病幽郁，旷志寄高爽”点明游览的原因，既是为了抒发幽闷，也是为了放旷心志，同时还点明了季节。在秋高气爽之际登山游胜，并有堂弟结伴同行(“道同有爱弟，披拂恣心赏”)，更兼云雨初霁，草木尤长，名山旦夕可仰，诗人心情甚是愉悦。其下十六句写景，始终突出幽僻和高峻的特点。幽僻既是写实，同时也是诗人被贬蛮荒之地悲戚之感的写照。高峻则略带夸张，一方面为宽阔胸襟视野，超脱烦恼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也象征着本人的孤傲清高。再接下来的二十四句，是观景而生的感发。“鉴尔揖古风，终焉乃武党”该句借用曾子的典故，来表达其内心的真正想法。曾皙“铿尔，舍瑟而作”，向孔子表达自己向往悠闲自在的生活，这令孔子喟叹也让诗人追慕。诗人登高遥望，心绪自然宽阔高远，对世界的变幻和宏远有了较深的感悟，对人生的价值也有了坚定的信念。因而抛开俗世名利，真正体会到放情于山水对陶冶性情的意义。而最后的十六句则写天晚留宿时的所见所感。由天晚引发绵绵的乡思和前途漫漫的愁绪，又归生出皈依佛理之意，寻求解脱。可见，柳宗元的山水诗，始终以遭贬的悲愤沉郁贯穿全诗的基调，即使始以愉悦和赏心悦目的美景来冲淡它，但那缕幽寂苦闷如影随形，故或发超脱之议，或生思乡之愁，或抒郁垒之怨，或表孤傲之心性，皆写得纵横陴阖，跌宕起伏，但总是围绕着贬谪的悲愤而发。柳宗元的许多山水诗皆是如此。表面上看超脱达观，而最后落笔处总难掩其幽清孤寂。茅坤以为：“柳宗元与山川两相遭：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搜岩穴之奇，非岩穴之怪且幽，亦无以发子厚之文。”[10]这算是一语道出了柳宗元山水诗的实质。柳宗元因对现实的遭遇不满书愤，反而与山水结下了不解之缘。遭遇贬谪，使其心中充满悲愤忧怨：“窜身楚南极，山水穷险艰”;抗争不屈的个性使其孤傲兀立于世间：“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与屈原的同病相怜发于诗中：“投迹山水处，放情咏离骚”;而山水的慰藉又使其心情闲适恬淡：“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在诸多方面的共同作用下，柳宗元的山水诗就具备了其独特的艺术特色。“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清深不及也”。柳宗元效法大榭所作的一些五古山水诗，(如这首五言长诗)在写景当中，处处透露出精雕细刻的一面，并力求在模山范水的同时，消除政治挫折的块垒，故其风格亦如谢诗般精深典奥。但谢诗专于记游，往往失之繁芜，有伤天然;而柳诗则重于抒情，简淡高逸。王达津先生认为：“他的山水诗深远峭拔处倒似大榭。而艺术造诣最高的山水诗，也未能忘却政治。清澄深远中含有峭拔，简古澹泊中深蕴着忧愤。”然而柳宗元山水诗的艺术魅力并不仅仅在于雕刻山水，抒发“幽人独往来”的孤寂情怀，而更是通过将人这一主体投置在悠悠天地，茫茫山水中，借以抒其旷古哲思。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他所塑造的渔翁这一形象。
三、人与自然相互观照下的入世情怀
在柳宗元为数不多的山水诗中，纯粹描摹山水强半，而借用山水来刻画人物形象的却极少。然而尽管量少，却是柳州诗歌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渔翁这一形象，这在柳州山水诗《江雪》、《渔翁》中可以体现出来。然而二者又有所不同。《江雪》中所塑造的是在冰天雪地中孤独垂钓的渔翁，而《渔翁》当中所塑造的尽管也是徜徉山水间的一渔翁，但心境却与前者有所不同。《江雪》是“清极，峭极，傲然独往”[13]中体现“天怀之淡定，风趣之静峭”[14];而《渔翁》则是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一过客。二者的相似点在于，通过刻画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表现了诗人的倔强向上，不屈不饶，积极的入世观。《江雪》中那“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与世隔绝的恶劣环境，和在这般凛冽的环境下犹然垂钓的渔翁，其旨意不言而喻。与张志和《渔歌子》中所描绘的渔翁又不可同日而语：“人性有隔也哉。殆天所赋，不可及也已。”[15]柳宗元自被贬至永州，写下了大量的游记和诗文，著名的《永州八记》以及《江雪》、《渔翁》都在这一时期写就，可以说，永州时期是其创作的高峰期。这一时期的柳宗元，放情于山水之际，企图以山水来驱散内心的郁郁不得志。他在诗文中，曾多次言及他被贬后沉重压抑的心绪，如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他写道：“至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柳宗元表露得更明白：“自余为�J人，居是州，恒惴栗，其�K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可见他并非以一颗平静恬淡的心徜徉于山水之间，而是强求宽解，以图寻得慰藉，甚至他在贬谪期间所写下的佛理诗，亦不过是排遣心境的一种方式而已。“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16]，故通过渔翁形象来阐释其内心世界，则显得必不可少。山水作为一种心灵的媒介，渔翁作为诗人的代言人，二者在相互作用，相互观照，诗人透过山水来言说其心志。
以《渔翁》为例。《渔翁》中的前四句纯粹写景，阐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末尾两句则历来众说纷纭。苏东坡甚爱柳宗元的诗，在其遭遇贬谪流放时，身侧常放着的惟柳宗元的诗文。也因此他在其文集中多加评论，赞赏，而对于《渔翁》末两句的取舍也是历来评论柳诗的一桩公案。东坡认为：“熟味此诗，有奇趣。然其尾两句虽不必亦可。”[17]然而清人孙月峰则以为“后两句尤妙，意竭中复出余波，含景无穷。”[18]从诗歌鉴赏的角度来说，各家见仁见智，无可厚非，然而，结合柳宗元的经历和心境，则后两句是断不能舍。“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该句乍看与前四句无关，然而联系柳氏的生平事迹，则可从片言只句中看出端倪来。诗人所刻画的渔翁，并不仅仅是类似槛外人的存在，也不单单只是诠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而是同《江雪》一样，幽幽地表达出了其用世的渴望和积极入世的想法。政治失意的悲愤与重返朝堂的渴望总是贯穿于柳诗当中，故柳宗元的山水诗已不仅仅是纯粹的山水诗，而是需要深入去挖掘其潜藏在文本背后的内涵。正如在《法华寺石门精室三十韵》、《溪居》等诗中表现的那样，其思想的复杂性往往成为研究其山水诗的重要线索。不论是《江雪》、《渔翁》中所展示的山水与人的相处也好，还是透过渔翁这一代言人所传达的入世观也罢，外在的事物往往作为他者而成为人的审美对象，而人往往借助外在的事物作为媒介来沟通作品与读者。研究一位作家的生平遭际与其作品并无必然的联系，但却必然有联系，孟子所谓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往往在此起了莫大的作用。另外，柳宗元的入世观与出世观的冲突往往在诗歌中可以表现出来，山水的存在往往为思想的左右冲突做铺垫。柳诗当中不乏掺有表达禅理的诗歌。《巽公院五咏・禅堂》、《雨中赠仙人山贾山人》、《巽公院五咏・净土堂》等，这些诗歌往往表达出了皈依佛门、与世无争的执念。柳子厚被贬谪永州十多年，而唯一一次的召回京都，却是被贬到了更远的柳州。其一生仕途的坎坷，着实令人叹息，正如苏东坡在《和子由渑池怀旧》中所说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苏东坡引柳宗元为前辈知己，正是对二者身世遭遇的相互垂怜。故方其被贬谪到黄州的时候，身上随身携带的惟柳宗元的诗文集以及陶渊明的诗歌。苏轼对二者的激赏，既是自况身世遭遇，亦是对二者作品的欣赏。柳宗元以其极少量的诗歌盘踞诗坛千年，究其根源在于其诗中浓厚的人文情怀和积极的入世观。他的人文情怀在于通过对山水的描刻，赋予了人文的意识;而人物形象在其中的作用，便是将人文情怀转化为山水妙观。不论是遗世独立的忧愤也好，或是皈依佛门的空想也罢，亦或是游山玩水的闲逸，都只为了有朝一日重返朝堂，实现其经世济国的理想抱负。然而现实的吊诡往往在于，它成就了一位名人，却不是在他所渴望的领域，而却是他所意想不到的地方。尽管“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柳宗元的诗和文依旧使其享誉千年。
四、结语
柳宗元及其山水诗往往是历来文人墨客以及学术界百家争鸣的对象。除了柳氏为数不多的诗歌之外，他的散文著作甚丰，并跻身于唐宋八大家的行列。柳宗元的散文的成就远比诗歌要来得出色，然而他的山水诗却千古流芳，为后人传诵不止，可见诗文同荣，柳氏概不遗恨。他的“以文为诗”是其诗歌的一大特色，然文中所涉及的山水诗恰恰不在此列，这也是其山水诗能保持恒久魅力的重要原因。历来文人对此十分推崇，姚莹《论诗绝句》云：“史洁骚幽并有神，柳州高咏绝嶙峋”，赞柳诗兼有《史记》之洁，《离骚》之幽，嶙峋不凡，正有以见宗元之人品，同屈原、司马迁有一脉相通之处。而柳宗元的魅力又不仅仅在于此。在现实与理想的交锋中，在出世与入世的龟踔校在儒与释的统合下，将所思所想以优美超脱又极富睿哲高妙的笔墨注于山水间，这才成就了他日后的文学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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