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
引导语：鲁迅弃医从文，这个故事大家是否了解？为何鲁迅先生要弃医从文，我们一起来了解。
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
1：《呐喊》和《藤野先生》中有关作者对其自身从医和弃医从文原因的叙述。
鲁迅在《呐喊》中提到有关自己公费留学日本时的梦想“我的梦想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鲁迅对父亲的爱和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关心。鲁迅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官僚家庭，其祖父曾是京城的官员，家道兴盛时别人会恭恭敬敬的称呼他为“哥儿”“少爷”眼睛里满是关切和温情。后来祖父锒铛入狱，家道也随之衰落，旁人看你的眼神也冷漠也许多，少年鲁迅经历了家庭的兴衰也尝尽了人家的冷暖。后来父亲生病请了当时家乡最著名的中医来给父亲医病，这位中医给的药引子极其与众不同，可是医了两年钱花了不少父亲的病倒是毫无起色，医到最后这位著名的中医自觉此病难好，又觉怕鲁迅父亲如果病死了会破坏自己的名声于是就伺机将另外一位中医介绍给少年鲁迅，可谓天下乌鸦一般黑，看着奄奄一息的父亲鲁迅彻底对中医失去了信心。
在鲁迅的《父亲》一文中描写了父亲临死前的一幕，父亲咳的这么厉害让少年鲁迅心如刀割，甚至萌发了如果父亲就此离去也算是少了痛苦的想法，鲁迅一直对此表示愧疚。对父亲的愧疚和爱可以看作是鲁迅从医的原因之一。另外，在《呐喊》中鲁迅也曾提到过日本明治维新和医学的关系“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也就是说鲁迅从医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希望通过医学来让中国人了解相信明治维新，从而在思想上能够使得人民解放出来，大胆学习外国富强的优秀经验，而作为我国一衣带水之邦的日本的富强之路，无疑是我们借鉴的好榜样，由此也可以看出鲁迅在弃医从文之前就已经开始注重思想精神方面的引导了。
后来留学日本最初是在东京学习，但是因为看不惯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迂腐生活正如《藤野先生》中所述“东京也无非是这样”、“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表现了鲁迅对东京生活的失望，于是来到了没有中国留学生的仙台医专学习，最初虽然因为“物以稀为贵”受到了优待可是也仅仅是因为当时的仙台还没有中国留学生，并没有改变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就像《藤野先生》中“匿名信事件”中鲁迅所说“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可以想象独在异乡的鲁迅心中是何等的孤独。《藤野先生》中提到的“幻灯片事件”在《呐喊》中也曾提到，鲁迅在文中曾这样解释自己弃医从文的原因“因为从那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意见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一位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在《藤野先生》中鲁迅也曾简单说过“幻灯片事件”和其弃医从文的原因。正是鲁迅在文中的直接表述让很多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认为“幻灯片事件”是鲁迅弃医从文的唯一重要原因。但是当今很多日本学者包括少数中国学者对此说法都做了怀疑和否定。
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2：中日学者对鲁迅弃医从文的新解比较
鲁迅被誉为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文学家、思想家，就鲁迅个人而言我觉得他首先是一个爱国者，一个希望通过改造国民性来拯救整个民族继而整个国家的爱国者，不同于其他的革命家，鲁迅是以文章为武器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改造国民性、“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所以无论是从医还是弃医从文，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富强起来，而作为主宰国家命运的人民大众只有有良好的国民性才可以引领中国美好的未来。
由于对鲁迅研究的学者的增多以及研究成果的不断堆积，以竹内好为首的众多日本学者对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表示怀疑和否定，认为“幻灯片事件”并非是最重要的原因。竹内好[1]在收录于《文艺读本 鲁迅》[2]中的《思想的形成》[3]中谈到“幻灯片事件”和“匿名信事件”是前后相关联的事件，但是和鲁迅弃医从文没有直接关系，二者给鲁迅造成的同样影响就是他们使鲁迅感到耻辱，是对自身的耻辱，与其说是同情同胞倒不如说是同情不得不去同情同胞的自己，他并不是因为同情同胞才去写文章的，同情同胞只是他联想到孤独的自己的一个标识，幻灯片本身并非他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他通过这两个事件所感受到的屈辱感让他开始改变想法决定弃医从文的要因之一。[4]
另外一位日本文艺评论家尾崎秀树[5]在其收录于《文艺读本 鲁迅》中的《惜别前后》[6]中提到过针对鲁迅弃医从文的看法，他认为“幻灯片事件”并非是鲁迅弃医从文的根本原因，它只是一个契机，最深层的原因是他与所看到的幻灯片上的中国人有了连带感，他和被虐杀的那个中国人包括周围围观的中国人都流着同样的血液，他从这些人身上似乎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当他觉得这些人很可怜可悲的时候同时也感觉到自己也是同样的，正是这种连带感使得鲁迅决定弃医从文，另外鲁迅离开仙台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逃避政治，与其说他是从弃医从文不如说是从政治转向文学，当时的东京是个军国主义色彩浓厚的城市为了躲避它而来到了原以为会远离政治的仙台，没想到这里的政治运动军国主义不亚于东京，而“幻灯片事件”只能算作是一个导火线。[7]综上所述竹内好和尾崎秀树的观点颇为相近，也是最独树一帜的论断。日本学者高田昭二在其《鲁迅的生涯及其文学》[8]一书中也否定了“幻灯片事件”作为鲁迅弃医从文的重要原因的旧论，他认为鲁迅之所以离开仙台放弃学医的深层原因是受到梁启超的影响，通过写小说来启蒙民众改造国民性这一论断是梁在其创建的《新小说》中发表的「小説と群治との関係を論ず」中提出来的。
鲁迅在南京读书的时候就对梁发行的报纸杂志爱不释手，而且在仙台学医之后虽然功课繁忙但仍抽出时间来看文学书，表现了鲁迅对文艺的热爱，但是最终由于肩负作为官费留学生对于国家的责任，才没有一味沉迷于文学书籍，而“幻灯片事件”和“匿名信事件”可以说是打破鲁迅这一顾忌使其真正的踏上文学道路的一个契机。[9] 东北大学的教授阿部兼也曾在《鲁迅仙台时代思想的探索 — 关于“ 退化” 意识的问题》中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考虑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鲁迅及其同时代人, 都曾受到过严复译述的《天演论》的强烈影响。对于《天演论》思想的理解, 当时一般主要是把它视为一种有关自然生物适应环境而不断演化发展的科学理论。但是, 如果将它沿用于人类社会领域时, 那么, 就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言, 依照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进化规律, 中国和中华民族就将沦为“ 天演” 过程中要被自然淘汰的对象了。这是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深切感到的一种危机”[10]严复的《天演论》对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有深远影响，鲁迅也是其中之一，鲁迅渴望挽救国民的国民性就是认为当时的国民性也是因为人类社会的不断变化发展而来的结果，希望可以通过医学来阻止国民性的恶化。但是后来在仙台学医的过程中他渐渐明白“医学对于所谓生理的退化必然也是无能为力的。这个道理对于正在学习医学的鲁迅来说, 不可能不了解。因此, 挽救生理退化的说法不仅不可能成为鲁迅选择医学的一个主要理由, 而且它被鲁迅最终的彻底抛弃也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11] 虽然鲁迅最终选择了弃医从文，但并不代表鲁迅放弃了医学，相反鲁迅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有很多内容都涉及到药理知识，比如《药》中的华小栓，作为肺痨患者，病毒一直在蚕食他的身体，不仅咳嗽不断，而且甚至连吃饭都成为负担，“大粒的汗，从额上滚下，夹袄也贴住了脊心，两块肩胛骨高高凸出，印成一个阳文的‘八’字。”
鲁迅在描写文章中人物病态的时候将此病的症候描写的十分恰当，这也是得益于他的医学知识吧，所以说鲁迅并没有放弃医学放弃的只是将医学作为拯救国民性的手段，不但没有放弃医学而且还将医学知识和文章结合起来共同服务于鲁迅拯救国民性的战斗中。以上都是关于当代日本学者中对于鲁迅弃医从文这一转变原因的新解，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在很大的程度上击倒了“幻灯片事件”作为唯一重要理由的旧解。在当代中国的一些学者中也从不同的方面研究解释了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答案丰富多彩。有学者认为是鲁迅所处的革命潮流影响了鲁迅最终下决心放弃医学，而在此之前鲁迅在弘文学院学习时，他常和许寿裳探讨如何改变“国民性”的问题，考虑如何提高国民的思想觉悟。[12] 也有学者认为鲁迅从文完全是受到梁启超思想的影响，这一论断和高田昭二不谋而合。[13]上述四位日本学者和中国当代的一些学者所研究的方向无疑都围绕鲁迅本人的思想深处来展开论述的。
日本学者更倾向于鲁迅自身思想的发展而不将其性质归类于是否属于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只是将鲁迅思想的转变视为是其思想在救国救亡道路上的单纯转变，因此更注重鲁迅思想本身不涉及阶级。但是中国的有些学者就认为鲁迅的这一转变是鲁迅放弃了资产阶级改良道路，既然认为是放弃了资产阶级改良道路那么为何还有学者认为鲁迅是受到了梁启超思想的影响才有了转变，既然梁启超思想提出的就是通过改变国民性来救国，鲁迅亦如此，为何不说梁也放弃了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当然也不能将鲁迅定义为一位纯粹的文学家，文学对于鲁迅来说是改变国民性的手段，进一步讲是鲁迅进行革命的武器，但是又不能说鲁迅是一个政治家，因为他不搞阶级他只是为了自己单纯的梦想——改变国民性，进而希望祖国国富民强。我们不应该将鲁迅归为特定的阶级，他只是而且首先是一位爱国者，他弃医从文，放弃的并不是医学而是把医学作为革命的武器，改为文学而已，令他发生改变的原因没有固定的明确的答案，但是唯一可以明确的就是“幻灯片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并非唯一的最重要的原因。
鲁迅简介
鲁迅(1881～1936)，中国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1881年9月25日诞生。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政府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鲁迅的作品充实了世界文学的宝库，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世界语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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