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感士不遇赋（并序）》繁体字版

原文：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為之。餘嘗以三餘之日，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惆悵。夫履信思順，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靜，君子之篤素。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于當年;潔己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歎，三閭發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導達意氣，其惟文乎?撫卷躊躇，遂感而賦之。

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之獨靈?稟神智以藏照，兼三五而垂名。或擊壤以自歡，或大濟於蒼生。靡潛躍之非分，常傲然以稱情。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山嶷嶷而懷影。川汪汪而藏聲。望軒唐而永歎，甘貧賤以辭榮。淳源汨以長分，美惡作以異途。原百行之攸貴，莫為善之可娛。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遣書。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閭。推誠心而獲顯，不矯然而祈譽。嗟乎!雷同毀異，物惡其上。妙算者謂迷，直道者雲妄。坦至公而無猜，卒蒙恥以受謗。雖懷瓊而握蘭，徒芳潔而誰亮。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獨祗修以自勤，豈三省之或廢;庶進德以及時，時既至而不惠。無爰生之晤言，念張季之終蔽;湣馮叟於郎署，賴魏守以納計。雖僅然於必知，亦苦心而曠歲。審夫市之無虎，眩三夫之獻說。悼賈傅之秀朗，紆遠轡於促界。悲董相之淵致，屢乘危而幸濟。感哲人之無偶，淚淋浪以灑袂。承前王之清誨，日天道之無親;澄得一以作鑒，恒輔善而佑仁。夷投老以長饑，囬早夭而又貧;傷請車以備槨，悲茹薇而殞身;雖好學與行義，何死生之苦辛!疑報德之若茲，懼斯言之虛陳。

何曠世之無才，罕無路之不澀。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廣結髮以目從政，不愧賞于萬邑;屈雄志於戚豎，竟尺士之莫及。留誠信於身後，慟眾人之悲泣。商盡<先見>以拯弊，言始順而患入。奚良辰之易傾，胡害勝其乃急。蒼旻遐緬，人事無已。有感有昧，疇測其理。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軒冕之非榮，豈缊袍之為恥。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於朝市。(本集)

作者詳註：

陶淵明，公元三六五年?至公元四二七年，字元亮，別號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潛，卒後親友私諡靖節。東晉潯陽柴桑人(今江西九江市)人。

陶淵明出身於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勳，軍功顯著，官至大司馬，都督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祖父陶茂、父親陶逸都作過太守。

年幼時，家庭衰微，八歲喪父，十二歲母病逝，與母妹三人度日。孤兒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裏生活。孟嘉是當代名士，“行不苟合，年無誇矜，未嘗有喜慍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亂;至於忘懷得意，傍若無人。”(《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淵明“存心處世，頗多追仿其外祖輩者。”(逮欽立語)日後，他的個性、修養，都很有外祖父的遺風。外祖父家裏藏書多，給他提供了閱讀古籍和瞭解歷史的條件，在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的兩晉時代，他不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樣學了《老子》《莊子》，而且還學了儒家的《六經》和文、史以及神話之類的“異書”。時代思潮和家庭環境的影響，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兩種不同的思想，培養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愛丘山”的兩種不同的志趣。

陶淵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三九三年)，他懷著“大濟蒼生”的願望，任江州祭酒。當時門閥制度森嚴，他出身庶族，受人輕視，感到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晉書陶潛傳》)他辭職囬家後，州裏又來召他作主簿，他也辭謝了。安帝隆安四年(公元四百年)，他到荊州，投入桓玄門下作屬吏。這時，桓玄正控制著長江中上游，窺伺著篡奪東晉政權的時機，他當然不肯與桓玄同流，做這個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詩中寫道：“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辛醜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對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遊戀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二首》)對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發出了深長的歎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喪辭職囬家。元興元年(公元四零二年)正月，桓玄舉兵與朝廷對抗，攻入建康，奪取東晉軍政大權。元興二年，桓玄在建康公開篡奪了帝位，改國為楚，把安帝幽禁在潯陽。他在家鄉躬耕自資，閉戶高吟：“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荊扉晝常閉。“表示對桓玄稱帝之事，不屑一談。元興三年，建軍武將軍、下邳太守劉裕聯合劉毅、何無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蘇鎮江)起兵討桓平叛。桓玄兵敗西走，把幽禁在潯陽的安帝帶到江陵。他離家投入劉裕幕下任鎮軍參軍。(一說陶淵明是在劉裕攻下建康後投入其幕下)。當劉裕討伐桓玄率兵東下時，他仿效田疇效忠東漢王朝喬裝馳驅的故事，喬裝私行，冒險到達建康，把桓玄挾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馳報劉裕，實現了他對篡奪者撫爭的意願。他高興極了，寫詩明志：“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榮木》第四章)劉裕打入建康後，作風也頗有不平凡的地方，東晉王朝的政治長期以來存在“百司廢弛”的積重難返的腐化現象。經過劉裕的“以身範物”(以身作則)，先以威禁(預先下威嚴的禁令)的整頓，“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風俗頓改“。其性格、才幹、功績，頗有與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對他產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劉裕為了剪除異己，殺害了討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無罪的王愉父子。並且憑著私情，把眾人認為應該殺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諡任為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這樣的重要的官職。這些黑暗現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經阿曲伯》這首詩中寫道：“目倦山川異，心念山澤居”“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緊接著就辭職隱居，于義熙元年(公元四零五年)轉入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部任建威參軍。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劉敬宣上表辭職。劉敬宣離職後，他也隨著去職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紹他任彭澤縣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潯陽郡派遣郵至，屬吏說：“當束帶迎之。”他歎道：“我豈能為五十斗米向鄉里小幾折腰。”遂授印去職。陶淵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辭彭澤縣令結束。這十三年，是他為實現“大濟蒼生”的理想抱負而不斷嘗試、不斷失望、終至絕望的十三年。最後、賦《歸去來兮辭》，表明與上層統治階級決裂，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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