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诗文中的“归隐”情结
“隐”，即仕的对立面，是相对于仕的隐，脱离开仕，也就无所谓隐。“隐”和“仕”都是一种处世的态度，即出世或入世。“归”是渊明诗文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字，如“开荒南野际，抱拙归园田。”(《归园田居·其一》)，“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饮酒·其十九》)，“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去来兮辞》)等。“归”，主要解释为“返回”之意，“归隐”即返回到“隐”这种处世态度或处世方法，也即“出世”。从“返回”一词中可简要概括出陶渊明的人生历程：出世(居田)——入世(时仕时归)——出世(归田)。在其《饮酒·其十九》中写到：“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从中也可知道，陶渊明是在学仕之前先已在田园之中，所以他的归隐是名副其实地回到了自己的本源，而“投耒去学仕”反而是学着过的一种生活，一种不自然的生活，违背自己本性的生活。“情结”意为“心中的感情纠葛”或“深藏在心底的感情”，“归隐”正是陶渊明“深藏在心底”的一份情。这可从他的诗文中来求证：
(一)“居官”时期的归隐情结
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他从小就爱好大自然，对世俗的事情不甚留心，不感兴趣。不过，年轻时代的陶渊明也曾抱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八首·其二》)的雄心壮志，他在《荣木》一诗中还写到：“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千里虽遥，孰敢不至!”所以后来，陶渊明出仕了，但在居官过程中，他却一再留恋山泽乡居的生活，时仕时归。
陶渊明是在二十九岁时去江州做祭酒，但没有做成什么事情却看到了许多官场之弊，深深打击了他的自信心和少壮时期的热情。所以，他很快就辞官归田。“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是他当时就下过的决心，也曾想坚持下去，但此时的陶渊明毕竟年纪尚轻，内心还埋藏着希望之火，再加上朝廷中又发生了一些“良性变化”[5]，重新激起了陶渊明“大济于苍生”的壮志豪情。于是，闲居了几年后的陶渊明，在三十多岁时再度出仕。但这一次，他依旧不是一路欢欣，而是对官场生活越来越表现出明显的抵触情绪，退隐之心更是与日俱增。且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诗》二首：
其一：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途。凯风负我心，戢枼守穷湖。高莽眇无界，夏木独森疏。谁言客舟远?近瞻百里余。延目识南岭，空叹将焉如!
其二：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
这两首诗写于晋安帝隆安四年(400)，陶渊明36岁(据王瑶编注《陶渊明集》)，他此时是桓玄的幕僚，作为桓玄的使者到建康(南京)，请求获准发兵讨伐孙恩[6]。从诗歌描写的情形来看，他这次赴京虽然履行了使命，但回来时的情绪却十分不好，诗中通过征途中遭风浪、阻穷湖而不得尽快到家的苦恼，曲折地表达了诗人厌倦官宦生活，向往田园生活的感情;又以归路与旧居相对，以行役之苦与园林安静美好使人留恋作比，表明他对出仕做官所抱的厌倦态度。在萧统的《陶渊明传》中有记载，陶渊明当时到了京都建康之后，由于亲眼看到了司马道子父子及司马尚之兄弟挟制皇室和他们的专横暴虐，看到了司马道子、司马元显与桓玄的矛盾实质上不过是各派势力之间的权力争夺等等，陶渊明不仅对朝廷失去了信心，对桓玄也起了疑虑。这样，他原先内心的热情消退了，越发感到这次行役没有意义，甚至后悔当初的出仕，又转而思念起园林，想重新回去隐居了。“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这正写出了他当时的心境。
但这次的辞官归隐，没有像辞去江州祭酒那样容易，陶渊明的心中充满了欲隐而不能隐的痛苦，而在仕与隐的矛盾中更加大了他归隐的趋向。“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萧条隔天涯，惆怅念常餐。慷慨思南归，路遐无由缘。……”(《杂诗三首·其一》)，“闲居执荡志，时驶不可稽。驱役无停息，轩裳逝东崖。……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羁。庭宇翳馀木，倏忽日月亏。”(《杂诗三首·其二》)时光悄悄飞逝，而诗人仍陷在“心为形役”的“尘网中”不得自由，在用诗歌来寄托悲凄之情的同时，陶渊明的归隐情绪也越来越浓。“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 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在诗文中，陶渊明一在表示辞官之愿和在田园中从文立善的决心。
陶渊明的第三次出仕是在刘裕帐下任参军。这次出仕的原因更多是由于“畴昔苦长饥”，才“投耒去学仕”，所以从一开始，陶渊明就没有抱太多的热情。且看他的《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一诗：
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
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目
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本诗写于晋安帝元兴三年(404)，陶渊明40岁，本诗是在他去赴任刘裕的参军的途中所作。在路途中，船在向前行，但归思却把诗人向后拉。异乡的景物没有使诗人感到新鲜，却使他感到厌倦，因为诗人心中所怀念的，是身着粗衣也欣然自得的田园生活，田园笔耕的素志，才是陶渊明内心的真正寄托。自由自在高飞的鸟儿，在水中轻快地游来游去的鱼儿，都使他这个有了俗务缠身、不得自由的人感到惭愧。所以诗人强调他是“暂与田园疏”，表示“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他最终要回到田园隐居。这一次，陶渊明更加坚定地确定了他最终的人生归宿--归隐田园。
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初，陶渊明离开了刘裕幕府回到了浔阳，在当时任江州刺史的刘敬宣麾下做参军。同年三月，陶渊明作为刘敬宣的使者到京师给刘裕送辞职表，途中写下了《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这首诗：
我不践斯境，岁月好已积。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飙矫云翮。
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壑舟，谅哉宜霜柏。
在诗中，陶渊明再次表达了要永久归田的决心，对自己抛弃田园生活而走仕宦之路一再提出怀疑甚至自责，表示“素襟不可易”，即自己归隐田园的素志不可改变，并表示自己的德行要像霜中挺拔的松柏那样坚定高洁。不难看出，陶渊明的归隐决心是越来越大。终于，在他41岁的这一年，从彭泽县令任抽身归隐后，躬耕垄亩，再不出仕。他在《归去来兮辞》中写到：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
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开头两句，如大声疾呼，如大声棒喝，这是诗人对自己发出的召唤和命令。诗人把自己13年中的仕途生活，看作是失路人走过的一段“迷途”，可见痛悔之深。而对即将到来的田园生活则向往之至，情怀急切，语调轻快，不难想象诗人当时的心情。
陶渊明出任彭泽县令为期甚短，他辞官的原因是不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最早见于沈约的《宋书·隐逸传》，后来萧统作的《陶渊明传》也有类似的记载，“渊明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在亲故的劝说下，决定到离家乡不远的彭泽当县令。适逢郡督邮来县视察，县吏说：“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息：“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当即解绶去职，在任仅八十余日。《归去来兮辞》就是这件事实和这番心理的自白。他在辞的序言中写到：
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
出仕彭泽令，本是为了温饱，但卑躬屈膝的官场生活与渊明的个性到底不相容。几经体验，他终于感到挨饿受冻尽管痛苦，但是违背自己的本性更是难以忍受。为了填饱肚子而勉强从仕是错误的，有愧于自己的“平生之志”。陶渊明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回到田园后更穷了，甚至不得不去乞讨，但他的心却宁静了，因为在隐居生活中他找到了心灵的归宿，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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