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的华音-蒋勋说唐诗之李商隐
【导读】李商隐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
晚唐与南唐是文学史上两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有很特殊的重要性。
在艺术里面，大概没有一种形式比诗更具备某一个时代的象征性。很难解释为什么我们在读李白诗的时候，总是感到华丽、豪迈、开阔。“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这种大气魄洋溢在李白的世界中。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最喜欢的诗人就是李白。但这几年，自己也觉得很奇怪，在写给朋友的诗里面，李商隐与李后主的句子越来越多。我不知道这种领悟与年龄有没有关系，或者说是因为感觉到自己身处的时代其实并不是大唐。写“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这样的句子，不止是个人的气度，也包含了一个时代的气度。我好像慢慢感觉到自己现在处于一个有一点儿耽溺于唯美的时期。耽溺于唯美，就会感觉到李白其实没有意识到美。他看到“花间一壶酒”，然后跟月亮喝酒，他觉得一切东西都是自然的。经过安史之乱以后，大唐盛世、李白的故事已经变成了传奇，唐玄宗的故事变成了传奇，武则天的故事变成了传奇，杨贵妃的故事也变成了传奇。杜甫晚年有很多对繁华盛世的回忆;到了李商隐的时代，唐代的华丽更是只能追忆。
活在繁华之中与对繁华的回忆，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创作状态。回忆繁华，是觉得繁华曾经存在过，可是已经幻灭了。每个时代可能都有过极盛时期，比如我们在读白先勇的《台北人》的时候，大概会感觉到作者家族回忆的重要部分是上海，他看到当时台北的“五月花”，就会觉得哪里能够和上海的“百乐门”比。
一九八八年我去了上海，很好奇地去看百乐门大舞厅，还有很有名的大世界，觉得怎么这么破陋。回忆当中很多东西的繁华已经无从比较，只是在主观上会把回忆里的繁华一直增加。我常常和朋友开玩笑，说我母亲总是跟我说西安的石榴多大多大，很多年后我第一次到西安时，吓了一跳，原来那里的石榴那么小。我相信繁华在回忆当中会越来越被夸张——这也完全可以理解，因为那是一个人生命里最好的部分。我对很多朋友说，我向你介绍的巴黎，绝对不是客观的，因为我二十五岁时在巴黎读书，我介绍的“巴黎”其实是我的二十五岁，而不是巴黎。我口中的巴黎大概没有什么是不美的，因为二十五岁的世界里很少会有不美好的东西。即使穷得不得了，都觉得那时的日子很漂亮。
晚唐的靡丽诗歌，其实是对于大唐繁华盛世的回忆。
幻灭与眷恋的纠缠
我想先与大家分享李商隐的《登乐游原》。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这首诗只有二十个字，可是一下就能感觉到岁月已经走到了晚唐。诗人好像走到庙里抽了一支与他命运有关的签，签的第一句就是“向晚意不适”。“向晚”是快要入夜的时候，不仅是在讲客观的时间，也是在描述心情趋于没落的感受。晚唐的“晚”也不仅是说唐朝到了后期，也有一种心理上结束的感觉。个人的生命会结束，朝代会兴亡，所有的一切在时间的意义上都会有所谓的结束，意识到这件事时，人会产生一种幻灭感。当我们觉得生命非常美好时，恐怕很难意识到生命有一天会结束。如果意识到生命会结束，不管离这个结束还有多远，就会开始有幻灭感。因为觉得当下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在这个不确定的状态中，会特别想要追求刹那之间的感官快乐与美感。
白天快要过完了，心里有一种百无聊赖的感觉，有一种讲不出理由的闷，即“意不适”。晚唐的不快乐绝对不是大悲哀。李白的诗中有号啕痛哭，晚唐时只是感觉到闷闷的，有点淡淡的忧郁。在杜甫或李白的诗里都可以看到快乐与悲哀之间的巨大起伏;可是在李商隐的诗里，你永远看不到大声的呐喊或者呼叫，他就算要掉泪，也是暗暗地在一个角落里。“不适”用得非常有分寸，这种低迷的哀伤弥漫在晚唐时期，形成一种风气。
这种讲不出的不舒服要如何解脱呢?“驱车登古原”，用现在的语言来讲，就是去散散心吧，疏解一下愁怀。乐游原是当时大家很喜欢去休闲娱乐的地方，这里用了“古”字，表示这个地方曾经繁华过。
曾经繁华过，现在不再繁华，作者的心情由此转到“夕阳无限好”——在郊外的平原上，看到灿烂的夕阳，觉得很美。“无限”两个字用得极好，讲出了作者的向往，他希望这“好”是无限的，可是因为是“夕阳”，这愿望就难免荒谬。夕阳很灿烂，但终归是向晚的光线，接下来就是黑暗。诗人自己也明白，如此好的夕阳，“只是近黄昏”。二十个字当中，李商隐不讲自己的生命，而是描写了一个大时代的结束。
这首诗太像关于命运的签。大概每一个人出生之前就有一首诗在那里等着，一个国家、一个朝代，或许也有一首诗在那里等着。晚唐的诗也可以用这二十个字概括。已是快入夜的时刻，再好的生命也在趋向于没落，它的华丽是虚幻的。从这首诗里面，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李商隐的美学组合了两种完全不相干的气质：极度华丽，又极度幻灭。通常被认为相反的美学特征，被李商隐融会在了一起。
李商隐的很多哀伤的感觉都是源于个人生命的幻灭，可以说是一种无奈吧;感觉到一个大时代在慢慢没落，个人无力挽回，难免会觉得哀伤;同时对华丽与美又有很大的眷恋与耽溺，所以他的诗里面有很多对华丽的回忆，回忆本身一定包含了当下的寂寞、孤独与某一种没落。这有点儿类似于白先勇的小说，他的家世曾经非常显赫，在巨大的历史变故之后，他一直活在对过去的回忆里。那个回忆太华丽，或者说太繁盛了，当他看到自己身处的现实时，就会有很大的哀伤。他写的“台北人”，某种程度上是没落的贵族。同时生活在台北的另外一些人，可能正在努力白手起家，与白先勇的心情绝对不一样。晚唐的文学中有一部分就是盛世将要结束的最后挽歌，挽歌是可以非常华丽的。
在西洋音乐史上，很多音乐家习惯在晚年为自己写安魂曲，比如大家很熟悉的莫扎特的《安魂曲》。他们写安魂曲的时候，那种心情就有一点像李商隐的诗，在一生的回忆之后，想把自己在历史中定位，可是因为死亡已经逼近，当然也非常感伤。在西方美学当中，将这一类文学叫作“décadence”，“décadence”翻译成中文就是“颓废”。一般的西洋文学批评，或者西洋美学，会专门论述颓废美学，或者颓废艺术。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波特莱尔的诗、魏尔伦的诗、兰波的诗，或者王尔德的文学创作，都被称为“颓废文学”或者“颓废美学”。还有一个术语叫作“世纪末文学”，当时的创作者感到十九世纪的极盛时期就要过去了，有一种感伤。
“颓废”这两个字在汉字里的意思不好，我们说一个人很颓废，正面的意义很少。我们总觉得建筑物崩塌的样子是“颓”，“废”是被废掉了，可是“décadence”在法文当中是讲由极盛慢慢转到安静下来的状态，中间阶梯状的下降过程就叫作“décadence”，更像是很客观地叙述如日中天以后慢慢开始反省与沉思的状态。这个状态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在极盛时代，人不会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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