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诗歌的价值追求
刘禹锡是唐代诗人中非常具有个性特征的一位诗人，他的诗歌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观。
刘禹锡的价值追求是与其所处的时代特点以及他本人的诗歌理论密相关涉，中唐时期的特殊的社会背景造成他在诗歌创作上以“雅正”为旨归;而其“义得而言丧”诗歌理论又使得其在具体的作品中显现出一种静丽自然的意境美。
一、儒学的复兴与趋于雅正的价值追求
中唐社会日趋衰落，清人叶燮在《百家唐诗序》中谈到“中唐之中”时说：“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一代之所独得而称中也者，时值古今诗运之中……”称中唐为古今百代之中，足见古人对中唐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的重视。面对严峻的的形势与强烈中兴愿望伴随而来的是复兴儒学的思潮。韩愈、柳宗元等将复兴儒学的思潮推向高峰，韩愈主张重新建立儒家的道统，恢复先秦时期的儒学，他以孔孟之道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自居，声言：“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而万万无恨”(《与孟尚书书》)，他认为当时最大的问题是藩镇割据和佛老蕃滋，因而他写了大量的政论以“适其时，救其弊”。
由此在诗歌上，与盛唐的群星璀璨不同，这一时期流派纷呈，诗人们致力于新途径的开辟、新技法的探寻以及诗歌理论的阐发，创作出大量的具有新鲜意味的诗歌，展现了唐诗大变于中唐的蓬勃景象。刘禹锡诗歌的创变特征并不明显，除了在民歌体诗歌创作上刘禹锡进行了有意识的探索、创新之外，就诗歌创作的整体面貌而言，刘禹锡并不像元白、韩孟那样在新变的道路上走得很远。③无论是元白的“老妪能解”，还是韩孟的怪异新奇都具有明显的反对传统审美的特征。因为从《诗经》、《楚辞》到盛唐气象，由于儒学的的影响，诗歌的价值追求基本都是都以雅正为上。
刘禹锡的诗歌能在声势显赫的“韩孟”“元白”两大诗派之外另辟蹊径，基本继承了传统唐诗价值追求，用审美的形式来表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个体生命的独特感受。刘禹锡在诗歌中表现出趋于雅正的特点，如他的《秋词二首》：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嗾人狂。
“悲秋”是历代诗人递相沿袭的主题，从屈原的“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湘夫人》)，宋玉的“悲哉，秋之为气也”(《九辨》)，到汉代无名氏的“秋风瑟瑟愁杀人”(《古歌》)，到北朝庾信的“树树秋声，山山寒色”(《周谯国公夫人步陆孤氏墓志铭》)，再到杜甫的“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陈陈相因，概莫能改。所以刘禹锡说“自古逢秋悲寂寥”，而刘禹锡在春与秋的对比中，发现了秋的好处，从而吟唱出这两首意气风发的秋歌。
先来看第一首，“自古”句点出逢秋皆悲，古今同然，有思接千载，虑盖万世之慨。“我言”一句一声喝断，推倒了悲秋的主题，新天下耳目，大有冒天下之大不韪又力挽狂澜之势。“晴空”句，勾勒出一幅秋景图：一碧如洗的天空中，一只白鹤腾空而起，直冲九霄。诗人目睹此景，心中豪情收束不住也随着唳鹤一飞冲天。这是何等的豪气，在领略这种豪气之后我们在细味一下诗人志趣，很明显，这首诗是言志之作。刘禹锡的《秋词》，另辟蹊径，一反常调，诗人将自己的志趣融于寥廓的秋景之中，又将秋与春做了对比，这样及表达了诗人崇高的冲天之志，又表达了自己不同流俗的本色。更为难得可贵的是，《秋词》还是诗人被贬朗州后的作品，让人佩服刘禹锡的崇高精神追求。
再看第二首，第二首写秋色，气以表达高远志向，色以陶冶高尚情操。所以赞美秋气以美其志向高尚，咏叹秋色以颂扬其情操清白。景物随诗人情感而变化，秋色由诗人的感情而壮丽。景色正如人心，见诗人性情，见诗人品格。春色以妖娆妩媚，秋景以高洁风骨，高下立见。前二句写秋天景色，诗人只是如实地勾勒出秋的本色，显示其特点，清白明净，不以人不喜而悲，有红有黄，色彩缤纷朗丽，非春可比，流露出高雅闲淡的情韵，泠然如文质彬彬的君子风度。如果你不信，请上高楼向远望去，便立觉清澈入骨，思想澄净，心情虚静肃然，不会像那浓艳繁华的春色，教人轻浮若狂。“岂如春色嗾人狂”这样铿锵有力的吟唱，向我们袒露了诗人乐观、豁达的态度和不畏“衰节”的情怀，表达诗人遗世独立的志趣。
这两首诗可以说是刘禹锡言志的代表作，两诗卒章显志，直抒胸臆，而又无“含蓄不足”(《四库全书总目》评语)之嫌。这两首《秋词》主题相同，但各写一面，既可独立成章，又是互为补充。一赞秋气，一咏秋色，语言运用上，这两首诗以雄阔大气、干净爽快的词句为主;没有生僻词，与诗歌内容、志趣相协和，这与“韩孟”的晦涩难懂，“元白”的流于平白皆不同，韵律和谐，词采朗丽。意境创设新鲜自然，于虚静之处得到壮美的审美体验。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唐诗的风雅精神，体现了趋于雅正的价值追求。
总体而言，刘禹锡诗歌在内容上表现传统儒家思想不畏“寂寥”积极地乐观向上的精神;在语言上讲求文辞华丽、雅正，声韵和谐优美;在取象上偏于壮美，气象宏大;在意境上志趣高远，足以完美展现了其诗歌“雅正”的价值追求。
二、刘禹锡的诗歌理论与其诗歌创作
中国古典文论关于“境”的理论有很多，早在《庄子・齐物论》中就有关于“自由之境”的讨论。尤其到了唐代，相传王昌龄所作《诗格》将“境”分为“物镜”、“情景”、“意境”加以讨论;殷的《河岳英灵集》中关于“兴象”的论述，更加注重诗歌意境的审美特征;诗僧皎然沿着王昌龄、殷一路，又把“意境”理论向前推进一步，提出了诸如“缘境不尽曰情”、“文外之旨”、“取境”等重要概念，比较全面的发展了“境”的理论;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记》一文中提出了“境生于象外”的观点;到了晚唐，司空图发展了刘禹锡的观点在《诗品》中提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等观念，经一步扩大了意境研究的领域。可以说，唐代理论家，尤其是刘禹锡的诗歌理论，对于“意境”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对当时的诗歌创作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刘禹锡的诗歌理论并不多，但一些突破性的理论足够引起注意。尤其是刘禹锡的“意境”理论与其诗歌创作有密切的关系。《董氏武陵集纪》是刘禹锡相当重要的论诗之作，他提出：“诗者，其文章之蕴那?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千里之缪，不容秋毫，柞有的然之姿，可使户晓。必俊知者然后鼓行于时。”刘禹锡认为：在表达精微感情和深微境界方面，诗歌是文章的精华，具有意在言外，辞近旨远，象外有境的特点。
“义得而言丧”其实就是发展了道家学派的“得意忘言”说，只是老庄是从哲学观点来表明言辞与思想的关系，尚属一个哲学命题。虽然魏晋时期也有理论家涉及到言、意的关系，他们只是将言意关系有哲学领域引入到文学上来，并没有自觉地来将其运用到对意境的阐释。刘禹锡则将“境生于象外”与“义得而言丧”并举，刘禹锡认为优秀的诗歌要创造出“生于象外”的“境”已达到“义得而言丧”的接受效果。即诗歌“言外之意”主要是从文学语言而言，“象外之境”则从诗歌总体构思而言，然而“象外之境”又离不开“言外之意”，二者相辅相成。只有这样，方可达到“文章之蕴”。
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刘禹锡的诗歌在意境的创造上追求一种静丽自然的美。由于刘禹锡的诗境理论由道家理论转化而来，再创造他所说的“象外之境”时，不可避免的要通过“虚境”来实现，他在继承前人的虚静理论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刘禹锡将其作为一种获得最高艺术境界的必要手段，提出了“虚而万景入”，“因定而得境”(《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并引》)的著名命题。他反复强调意境与情景、成境之间的关系：“虑静境亦随”(《和河南裴尹侍郎宿斋太平寺诣九龙祠祈雨二十韵》);“味真实者，即清静以观空。”(《袁州萍乡县杨岐山故广禅师碑》)“盘高孕虚，万景皇来。词人处之，思出常格;禅子处之，遇境而寂，”(《洗心亭记》)。[11]但意境并非闭目塞听，而是以虚待物，以静察物。需要用虚静心态面对现实世界和大自然，才能获得一种自由愉悦的空明澄静的审美心境来妙悟自然，并能充分激活主体的深层意识或潜意识，激发出多种艺术想象，从而促进创作灵感的爆发，即所谓“因定而得境”，“由慧而遣词”。这样，就能在一种虚静悠远的心中超越物质的外在存在形式，与生生不息的造物主混融，达到“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我为一”的“得意而忘言”的最高审美境界。总之，虚静乃意境生成时特有的审美心态。
三、静丽自然的意境美
与“境生于象外”和虚静理论相联系的是，刘禹锡特别推崇那种静丽自然的诗风，他评价柳宗元的诗文：“余吟而绎之。顾其词甚约而味渊然以长，气为干，文为支。跨踩古今，鼓行乘空，附离不以凿柄，咀嚼不以文字。端而曼，苦而腆，估然以生，灌然以清，”(《答柳子厚书》)认为柳宗元的作品含蓄清丽、自然浑成，具有清淡深远，柔曼而不失端庄，清丽而不失丰腆的风格。这正是他所推崇的“义得而言丧”，“境生于象外”的典范。
刘禹锡的诗歌的创作亦充满这种艺术追求。他曾不无得意地说：“吾友柳仪曹尝谓吾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矣。”(《犹子蔚适越戒》)虽是评其文，亦可移来评其诗。刘禹锡曾在(《董氏武陵集纪》)说“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可见刘禹锡提倡用精简的语言来表现静丽自然的诗境，还可以看出刘禹锡特别重视想象的作用，并不强调一定要亲临的感受，所谓“坐驰”“役万景”。这与他的“境生于象外”，“义得而言丧”主张具有内在的联系。
刘禹锡在运用静景入诗方面有着丰富的创作实践。《客有为余话登天坛遇雨之状因以赋之》、《有僧言罗浮事因为诗以写之》等诗，从题目就知道刘禹锡没有身临其境而都是虚构的诗境。刘禹锡的《金陵五题》的《石头城》是诗人有夔州赶往和州的途中所作，当时他还未到金陵，不过借古迹抒发自己的兴亡之感。诗人这时候已经五十三岁了进入其政治生涯的晚期，这里也是借助总结历史教训，来总结自己政治生涯。《金陵五题》也全部出于想象和虚构，其中《石头城》：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作者并没有直接给我们提供几幅图景，来显示金陵城这个六朝古都的历史的兴盛和现实的凄凉;只用“故国”和“空城”两个词，对目前的凄凉荒芜作了暗示。着力写“不变的景”：山、潮、月。它们是历史的旁观者，其中的月，更是千载不变本体存在。是作为“盛衰兴亡”的见证者，不变的这些事物(山、月)，见证了变的残酷。并隐隐寓有国家兴亡“在德不在险”的教训，可见作者“于由动之静时得之”。“山围故国”、“潮打空城”一类景物，既有客观现实的实在性，又有诗人想象的艺术概括性，对于诗人的主观情感和意绪的表达，有着高度的张力，这正是刘禹锡诗歌的难能可贵支出，难怪白居易要说：“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词矣。”诗中意境全部由静景构成。诗人的主观思想在字面上不着痕迹，全用想象力构境，诗境壮丽而又自然，是历史与逻辑的高度统一，既如诗人亲临所见，由于当时大唐王朝国势相关诗人这里是借历史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
纵观刘禹锡的创作，其中显现出的静丽自然的意境美，与其“境生于象外”、“义得而言丧”的诗歌理论是分不开的，而其创作中又不失雅正的追求。通过对刘禹锡的诗歌创作的价值追求以及表现出的意境特征进行分析，对于把握这位中唐诗人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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