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归隐田园真实原因
辞去彭泽县令归隐，这是陶渊明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这一年是义熙元年。无论这一年渊明多少岁，辞去彭泽令对他还说都是人生的分水岭，从此以后一直到死，就像古人说的那样，渊明“死心塌地遁世无闷”，再也没有出来做过官了。
而记载辞彭泽令归隐最重要的文献，就是沈约的《宋书·隐逸传》(萧统的《陶渊明传》及《晋书》等都是来自沈约的记述)和陶渊明自己的《归去来兮辞》。
《宋书·隐逸传》是这样记述的：
(陶潜)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
这段记录透露了这样几个信息：一、从渊明对亲朋的话可以看出，他出来做官，是因为家境太穷，他想当“公务员”赚点工资，给以后隐居做做准备。二、当权者听见渊明的话就让他担任彭泽县令，说明当权者还是很赏识渊明的，看见他有做官的意向，马上就成全他。三、渊明是受不了官场的束缚辞官的。事情是这样：上级派督邮来彭泽县视察工作，渊明手下的官吏告诉他，应该穿着官府，整冠束带——按现在讲就是穿着制服，或是西装革履——去见特派员(督邮)。渊明说：“我不能为了五斗米的俸禄，向这些狐假虎威、颐指气使的小人们鞠躬行礼。”您想，最起码的官场礼节渊明都做不到，更不要说阿谀奉承了。四、渊明当天就辞职了，写了《归去来兮辞》。
当然，沈约的记述都是来自传闻，总不如渊明自己的作品更为真实。现在一般选本只选《归去来兮辞》的正文，没选渊明写归隐缘由及过程的一大段序。序是这样说的：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为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从渊明这段话来看，沈约的记述大部分是从这段话中化出来的，或者是当时有许多人因渊明这个序言附会了许多事也未可知。比如渊明在序里说到：“公田之利，足以为酒。”于是史书就有了“公田种秫”的说法。抛开公田种秫酿酒不谈，陶序和《宋书》有这样几点不同：一、《宋书》是渊明自己很主动地说要当官，陶序中则记录了陶是在亲友的鼓励下才求官的。二、陶序中隐约说了一下时局的动荡——“风波未静，心惮远役”。所谓“风波”具体指桓玄篡位被诛，往大里说则当时社会动荡，各种隐患很多。渊明很明确的说因“风波未静”而“心惮远役”，可见他的归隐和东晋末年的混乱是肯定有关系的。三、陶序中说了自己辞官的另一个理由：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官场。渊明喜欢顺应自然、亲近自然，而在官场周旋则需要“矫厉”。矫厉指勉励磨练，指用各种礼法制度规则来束缚人。所以说渊明辞官重要原因确实有不适应官场的因素。他没有记录督邮一事，但这样的事很可能是有的，“束带折腰”这是很典型“矫厉”。三、他本想等公田的粮食成熟了，自己有了收入再辞官，但当时他的妹妹程氏在武昌去世了，渊明因为要去奔丧，干脆也不等公田粮食成熟就辞职了。
两相比较，所以许多古人说，渊明绝不会为了和一个督邮怄气而辞官，很多人都认为东晋末年动荡的时局才是他归隐的关键。只有唐代山水田园派的大诗人王维不这样看，他在《与魏居士书》中说：
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此字佚，明张自烈《笺注陶渊明集》卷五引作“鞭”)其后之累也。
他认为渊明就是和督邮怄气，而且他认为渊明应该忍下这口气，以后就不会穷到屡次乞食的地步了(按，“屡乞而惭”是王维的误解)王维觉得，和对督邮低声下气比起来，乞讨不是更耻辱么?说实话，这段话真让王维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大打折扣!其实不只我气愤，古人早就不忿了。明代张自烈看了王维这封信，气得出来替渊明打报不平：
嗟乎!渊明赋《归去来》，真古今第一流襟期，后世皆莫能匹，王维妄肆讥议何哉!况偶尔乞食，情同采薇，若有忍一惭之虑，直是后世宦路上人展转妻子，狡窟屡营，到底不休也，又何以成靖节先生!(明张自烈《笺注陶渊明集》卷五)
张自烈认为渊明跳出浑浊的官场，是古今第一流人物，拥有古今第一流的胸襟。而且他把陶渊明的乞食和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相提并论，认为渊明虽未像伯夷他们饿死西山，但他宁可向别人乞讨剩饭，也不向逆贼求取俸禄。如果渊明低声下气在官场周旋，那就和后代那些在官场疯狂牟利，却打着“我是为了养活老婆孩子啊”的旗号的无耻之徒没有区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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