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江》李商隐古诗翻译与赏析
【作品介绍】
《曲江》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作品。此诗概述曲江前后之事,运用子夜鬼歌、华亭鹤唳等典故,曲折地反映了甘露之变士大夫被宦官惨杀的政治现实,表现了作者内心极度的怆痛之情。全诗主旨在结尾二句点出,表达作者对唐王朝前途和命运的担忧,寄托深远,感慨无限。
【原文】
曲江⑴
望断平时翠辇过⑵,空闻子夜鬼悲歌⑶。
金舆不返倾城色⑷,玉殿犹分下苑波⑸。
死忆华亭闻唳鹤⑹,老忧王室泣铜驼⑺。
天荒地变心虽折⑻,若比伤春意未多⑼。
【注释】
⑴曲江:即曲江池。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秦为宜春苑,汉为乐游原,有河水水流曲折,故称。隋文帝以曲名不正,更名芙蓉园。唐复名曲江。开元中更加疏凿,为都人中和、上巳等盛节游赏胜地。《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临曲江之B州兮,望南山之参差。”
⑵望断:向远处望直至看不见。《南齐书·苏侃传》:“青关望断,白日西斜。”翠辇:饰有翠羽的帝王车驾。唐李贺《追赋画江潭苑》诗之一:“行云沾翠辇,今日似襄王。”
⑶子夜:夜半子时,半夜。又是乐府《吴声歌曲》名。《宋书·乐志一》:“晋孝武太元中, 琅邪王轲之家有鬼哥《子夜》。殷允为豫章时,豫章侨人庾僧度家亦有鬼哥《子夜》。”此处合用两意。悲歌:悲壮地歌唱。
⑷金舆:帝王乘坐的车轿。唐黄滔《明皇回驾经马嵬赋》:“初其汉殿如子,燕城若雠,驱铁马以飞至,触金舆而出游。”倾城色:旧以形容女子极其美丽。此指嫔妃们。
⑸玉殿:宫殿的美称。三国魏曹植《当车以驾行》诗:“欢坐玉殿,会诸贵客。”下苑:本指汉代的宜春下苑。唐时称曲江池。唐韦应物《叹杨花》诗:“空蒙不自定,况值暄风度。旧赏逐流年,新愁忽盈素。才萦下苑曲,稍满东城路。”
⑹华亭闻唳鹤:西晋陆机因被宦官孟玖所谗而受诛,临死前悲叹道:“华亭(陆机故宅旁谷名)鹤唳,岂可复闻乎?”后以“华亭鹤唳”,为感慨生平,悔入仕途之典。
⑺铜驼:铜铸的骆驼。多置于宫门寝殿之前。西晋灭亡前,索靖预见到天下将乱,指着洛阳宫门前的铜驼叹息道:“会见汝在荆棘中耳!”
⑻天荒地变:影响巨大而深远的巨变。指国家的沦亡。折:摧折。
⑼伤春:为春天的逝去而悲伤。一作“阳春”。“伤春”一词,在李商隐的诗歌语汇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曾被他用来概括自己诗歌创作的基本主题,这里特指伤时感乱,为国家的衰颓命运而忧伤。
【白话译文】
放眼极望不见太平时皇帝车驾经过,空自在夜半时听到冤鬼的悲歌。
不再有御驾载来倾国倾城的美女,玉殿旁的御沟依旧分来下苑清波。
那被杀的陆机回忆起华亭听到鹤唳,像临老的索靖为担忧王室而泪洒铜驼。
天翻地覆的巨变虽然已使人心摧魂折,比起伤春的悲恨这般感慨还未算多。
【创作背景】
曲江是唐代长安最大的名胜风景区,“开元中疏凿为胜境……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和上已之节”(康骈《剧谈录》)。安史之乱后荒废。唐文宗颇想恢复升平故事,于大和九年(835)二月派神策军修治曲江。十月,赐百官宴于曲江。甘露之变发生后不久,下令罢修。李商隐这首诗,就是事变后第二年春天写的。
【赏析】
曲江的兴废,和唐王朝的盛衰密切相关。杜甫在《哀江头》中曾借曲江今昔抒写国家残破的伤痛。面对经历了另一场“天荒地变”──甘露之变后荒凉满目的曲江,李商隐心中自不免产生和杜甫类似的感慨。杜甫的《哀江头》,可能对他这首诗的构思有过启发,只是他的感慨已经寓有特定的现实内容,带上了更浓重的悲凉的时代色彩。
一开始就着意渲染曲江的荒凉景象。这里所蕴含的并不是吊古伤今的历史感慨,而是深沉的现实政治感喟。“平时翠辇过”,指的是事变前文宗车驾出游曲江的情景:“子夜鬼悲歌”,则是事变后曲江的景象,这景象,荒凉中显出凄厉,正暗示出刚过去不久的那场“流血千门,僵尸万计”的残酷事变。在诗人的感受中,这场大事变仿佛划分了两个时代:“平时翠辇过”的景象已经成为极望而不可再见的遥远的过去,眼前面对的就是这样一幅黑暗、萧森而带有恐怖气氛的现实图景。“望断”、“空闻”,从正反两个方面暗寓了一场“天荒地变”。
三、四承“望断”句,说先前乘金舆陪同皇帝游赏的美丽宫妃已不再来,只有曲江流水依然在寂静中流向玉殿旁的御沟(曲江与御沟相通)。“不返”、“犹分”的鲜明对照中,显现出一幅荒凉冷寂的曲江图景,蕴含着无限沧桑今昔之感。文宗修缮曲江亭馆,游赏下苑胜景,本想恢复升平故事。甘露事变一起,受制家奴,形同幽囚,翠辇金舆,遂绝迹于曲江。这里,正寓有升平不返的深沉感慨。下两联的“荆棘铜驼”之悲和“伤春”之感都从此生出。
第五句承“空闻”句。这里用西晋陆机“华亭鹤唳”典故,用以暗示甘露事变期间大批朝臣惨遭宦官杀戮的情事,回应次句“鬼悲歌”。第六句承“望断”句与颔联。这里用西晋索靖“泣铜驼”典故,借以抒写对唐王朝国运将倾的忧虑。这两个典故都用得非常精切,不仅使不便明言的情事得到既微而显的表达,而且加强了全诗的悲剧气氛。两句似断实连,隐含着因果联系。
末联是全篇结穴。在诗人看来,“流血千门,僵尸万计”的这场天荒地变──甘露之变尽管令人心摧,但更令人伤痛的却是国家所面临的衰颓没落的命运。痛定思痛之际,诗人没有把目光局限在甘露之变这一事件本身,而是更深入地去思索事件的前因后果,敏锐的觉察到这一历史的链条所显示的历史趋势。这正是此篇思想内容比一般的单纯抒写时事的诗深刻的地方,也是它的风格特别深沉凝重的原因。
这首诗在构思方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既借曲江今昔暗寓时事,又通过对时事的感受抒写“伤春”之情。就全篇来说,“天荒地变”之悲并非主体,“伤春”才是真正的中心。尽管诗中正面写“伤春”的只有两句(六、八两句),但实际上前面的所有描写都直接间接地围绕着这个中心,都透露出一种浓重的“伤春”气氛,所以末句点明题旨,仍显得水到渠成。
【作者介绍】
李商隐(公元813—858年),唐代诗人,字义山,号玉G(溪)生、樊南生。汉族,祖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生于荥阳(今河南郑州荥阳)。李商隐的诗歌成就很高。他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都在家族里排行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都爱西昆好,只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著有《李义山诗集》。更多古诗词赏析内容请关注“习古堂国学网”(www.xigut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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