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泊船瓜洲》的版本及创作背景

引导语：北宋王安石的《泊船瓜洲》是一首著名的抒情小诗，它抒发了诗人眺望江南、思念家乡的深切感情，我们一起来了解与学习这首诗的版本及创作背景。

《泊船瓜洲》的版本

王安石(1021-1086)《泊船瓜洲》有两种不同的版本。其一为洪迈(1123-1202)《容斋续笔》卷八《诗词改字》所引，可以称之为“诗话本”：

王荆公绝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

洪迈只称“王荆公绝句”，并未提及“泊船瓜洲”诗题。后世的诗歌选本，多遵从“诗话本”，并冠以“泊船瓜洲”的诗题。

然而，收录在王安石各类诗文集中的这首诗，如《临川先生文集》卷二十九、《王文公文集》卷七十、《王荆文公诗笺注》卷四十三等，题作《泊船瓜洲》，可称之为“集本”，均作：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自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诗话本”的“春风又绿江南岸”，“集本”作“春风自绿江南岸”，有一字之异。是“自”呢?还是“又”呢?对这首小诗而言，这似乎并不是关键问题，因为大家都将注意力集中在“绿”字上了。像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八《王荆公改字》、钱锺书《宋诗选注》，都曾专从“诗话本”出发，从不同的角度，讨论起“绿”字的好坏。

“自”：从王安石的炼字说起

宋人一向重视诗歌炼字，撇开“绿”字，从诗歌本身及王安石的用字习惯来看，不难看出，王安石的“自绿”为原本，而“又绿”乃后人所更改之本。首先，从诗歌本身来说，“春风自绿江南岸”的“自”字在这里是“独自、空自”的意思，即表示与我无关，或关系不大，并不在意，或无法控制，任其自我发展，近似“花自飘零水自流”中的“自”。诗人思念家乡，家乡所在的江南已经变绿了。但是，诗人并不是因为留恋春风带来的“绿”而思念家乡，“绿”只与春风有关。相对于“春风”，诗人更关心“月”，渴望明月能“照我还”。诗人思念家乡，并不只是因为家乡进入了鸟语花香、草长莺飞的春天，这种思乡情绪实是超越季节变化的。因此，诗中的“自”字意蕴十分丰富。于此，可见王安石用“自”字之妙。

其次，从王安石的用字习惯来说，他在其他诗歌中，也常常用这样的“自”字，如《明妃曲》其二：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两皆胡姬。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王安石《明妃曲》旧题翻新，轰动一时，当时名流多有唱和者。然而，后世却有人对这首诗的命意提出责难。尤其是“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曾有不少争议。如给王安石诗歌作注的李壁，在《王荆文公诗笺注》中云：

范冲对高宗尝云：“臣尝于言语文字之间得安石之心，然不敢与人言。且如诗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单于为无穷之恨，读之者至于悲怆感伤。安石为《明妃曲》，则曰：‘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然则刘豫不是罪过，汉恩浅而虏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谓坏天下人心术。孟子曰：‘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以单于有恩而遂忘君父，非禽兽而何?”公语意固非，然诗人务一时为新奇，求出前人所未道，而不知其言之失也，然范公傅致亦深矣。

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云：

荆公云“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则悖理伤道甚矣。

按，范冲和罗大经都不自觉地上纲上线，认为这首诗有悖君臣大义和华夷之辨的原则。罗、范的意见，诚如李壁所云，实在是“傅致”过深。但李壁也承认这是“诗人一时为新奇，求前人所未道，而不知其言之失”。其实，范冲、李壁、罗大经，对王安石这句的“自”的理解，都有一些偏颇。王安石诗句中的自，即“独自、空自、恁自”的意义，表示与“我”无关。“汉恩自浅胡自深”的意思为，汉恩和胡恩的浅深都是他们各自的行为，与我的“相知心”都是无关的。王安石在诗中把那些表面的“恩”，不论其深浅，不论是胡还是汉，都否定了。因为不论所谓的汉恩之浅，还是胡恩之深，都与“相知心”毫不相干，即使明妃嫁到了所谓“恩深”的胡地，依然是“失意”的。

王安石《白鹤吟示觉海元公》诗云：

美者自美，吾何为而喜;恶者自恶，吾何为而怒。去自去耳，吾何阙而追;来自来耳，吾何妨而拒。

诗中四个“自”字，与上引“春风自绿江南岸”、“汉恩自浅胡自深”等诗句中的“自”含义可相互发明。

一般来说，对于宋人诗歌，一般以文集为主要依据，诗话往往具有故事性质，从王安石的炼字习惯、文集版本来看，通行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恐怕并不是王安石诗歌的原本，在讨论王安石的《泊船瓜洲》时，应当遵从王安石文集作“自”。

《泊船瓜洲》的创作背景

《泊船瓜洲》这首诗，主要涉及了几个地名。诗题的瓜洲，北宋属扬州管辖，在长江北岸，而京口与瓜洲隔岸相对，北宋属润州管辖，在长江南岸，即今天的镇江，瓜洲和京口都在运河与长江的交汇点上，一北一南;而钟山在江宁，即今天的南京，处在瓜洲和京口的上游。王安石父亲王益卒于江宁通判任上之后，王安石就家于江宁，诗中的“钟山”，即指代江宁。

这首绝句，简短明了，其主题不外乎思念家乡。钱锺书《宋诗选注》云：“这是王安石想念金陵的诗，钟山是他在金陵的住处。”王安石是何时泊船于瓜洲而思念钟山的?王安石文集中，有一些相关诗歌，为这首小诗的创作时间，提供了系年的线索。

《临川集》卷二八有《与宝觉宿龙华院三绝句》：

老于陈迹倦追攀，但见幽人数往还。忆我小诗成怅望，钟山只隔数重山。

世间投老断攀缘，忽忆东游已十年。但有当时京口月，与公随我故依然。

与公京口水云间，问月何时照我还。邂逅我还还问月，何时照我宿金山。

这组诗的题下作者自注曰：

旧有诗云：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自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案，龙舒本《王文公文集》卷六五和李壁注本诗集卷四二都收入了这组诗，其中李壁注本附有诗人题下自注，而龙舒本没有自注。第一首中的“钟山”，龙舒本和李壁注本，均作“金山”。

《临川集》卷三六(龙舒本《王文公文集》卷七十九)有《赠宝觉并序》集句诗，序云：

予始与宝觉相识于京师，因与俱东。后以翰林学士召，会宿金山一昔，今复见之。闻化城阁甚壮丽，可登眺，思往游焉，故赋是诗。

案，与宝觉的交游，是考订王安石《泊船瓜洲》创作时间的重要线索。诗题的“龙华”，又称龙花，即龙华树，相传弥勒佛得道于此树下。因此，龙华院即指佛寺。第一组诗的龙华院，颇疑在江宁附近，或即在钟山。而诗中的“忆我小诗成怅望，钟山只隔数重山”，当据龙舒本、李壁注本作“金山”，写作这组诗时，王安石在钟山而思数重山之外的金山(在润州，即京口)。而《赠宝觉并序》中提到的“化城阁”，当在京口金山。(王安石有集句诗《化城阁》，见《临川集》卷三六、《王文公文集》卷七九。此诗又见《京口三山志》卷四，题作《金山化城阁集句》)。

据《赠宝觉并序》、《与宝觉宿龙华院三绝句》及作者题下自注，我们可以梳理出王安石与宝觉的三次交往：

第一次：与宝觉初识于京师(开封)，“因与俱东”。

第二次：王安石“以翰林学士召”，自江宁沿江东下，至京口金山与宝觉“会宿一昔”。王安石随即渡江，泊船于瓜洲，作诗《泊船瓜洲》。

第三次：“会宿金山”之后十年，与宝觉重逢于钟山龙华院。诗人思其东游金山(金山在钟山之东)，已在十年之前了，今又思往金山化城阁登览。因有诗《与宝觉宿龙华院三绝句》、《赠宝觉并序》。

其中，王安石“以翰林学士召”的时间是可以确定的。按，王安石被任翰林学士，朝廷正式任命在治平四年(1067)九月戊戌(见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九《王安石事迹》)，元陈桱《通鉴续编》卷八载王安石次年(即熙宁元年1068)四月至京师：“安石受命(翰林学士)，历七月始至京师。”根据这些材料，我们可以推断，《泊船瓜洲》这首诗，大约作于熙宁元年(1068)春天，绝非王安石两任宰辅、推行变法之期的作品。相应地，《与宝觉宿龙华院三绝句》、《赠宝觉并序》则作于此后十年，大约在元丰元年(1078)，时王安石已致仕在家三年矣。

熙宁元年(1068)春，王安石从江宁出发，顺江东下，途经京口，与宝觉在金山相遇，同住一宿，在瓜洲稍作停留，再沿运河北上京师，赴任翰林学士。从瓜洲北上，算是离开了江南，正式踏上了江北的征程。这首脍炙人口的《泊船瓜洲》，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作成的。

江北的瓜洲，眼前这宽阔的长江，根本无法隔断诗人对家乡的思念，在心灵的空间里，这一江春水所阻隔的京口与瓜洲，也只不过是“一水间”，而钟山离此也仅仅只有数重山。船渐行渐远，而诗人的思乡之情愈来愈浓，与家乡的情感联系也越来越紧。

正处夜晚明月高照，虽已看不到江南岸的风光，但诗人刚从绿油油的江南渡江而来，这个时候春风和煦的江南，自是一片嫩绿，春意盎然。但春意的盎然，正好反衬诗人思乡的失意之情。因此，所谓“春风自绿江南岸”，并不关乎积极的烘托氛围，反而增添了诗人思乡的愁绪。貌似乐境，却抒发了深层的哀情。

其“自绿”，正如花之“自飘零”，水之“自流”，它们何能解得诗人之愁绪?李煜词曰：“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在离别的情感体验中，诗人王安石盖得词人李后主之实。诗人眼前所能见到的，最为明显而惹人思乡的是月亮。仰望那皎洁月亮，诗人不禁发出这样的质问：“明月何时照我还?”直呼明月，增添了诗歌的意趣，又与望月起相思的传统接续起来了。然欧阳修词云：“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盖春风与明月，不过是引逗诗人情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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