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为什么要写《桃花源记》
千古名篇《桃花源记》出自我国屈原以后的又一伟大诗人、晋宋时代杰出的诗辞散文大作家陶渊明的手笔。《桃花源记》即《桃花源诗》前边的记。记,是一种文体,为记述事物的文章,其后是一首五言古诗,“记”又相当于该诗的序。故《桃花源记》又叫《桃花源诗并序》。它是我国古代散文中的奇葩,传诵千古而不衰。那么,陶令公写这篇名记的动机和思想来源何在呢?这与陶渊明的身世有关。
陶渊明(公元365-427),字元亮,又名潜,别号五柳先生,溢号“靖节先生”。原籍江州浔阳紫桑栗里(今江西省九江市西南10公里)人。
他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6年)一个没落了的官僚世家。曾祖陶侃,封长沙公,赠大司马。祖陶茂,武昌太守。父名已佚,无从查考。母孟氏,孟嘉女。孟嘉为桓温长史,名为州里之冠,时称盛德,而孟氏又为陶侃之外孙女。在这种家庭环境中,陶渊明自幼聪明好学。史称“潜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男,任真自得,为乡邻之所贵。”
陶渊明29岁开始作官,任江州祭洒,不久,解职归。太元十九年(公元304年),渊明30岁,丧妻,续妻翟氏,甚贤淑,能与夫共甘苦。前后共生五子:俨、候、份、佚、佟。35岁时,在江陵为桓玄僚佐。后玄反迹暴露,乃离去。 40岁为镇军刘裕参军,第二年,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八月,因叔父推荐,得为彭泽今。当时规定:县令可种公田200亩(二顷),他却吩咐全部田土都要种秫,便于煮酒。翟氏说:“还是多种点粳吧,我们母子还要吃 饭哩!”陶渊明不得已,分50亩给种粳。又买一奴送给儿子说:“他可以助你劳动,但不能虐待他,他也是好人家的子弟呀”郡遣督邮至县,史役告诉他要束带鞠躬迎接,他说:“我不能为五斗米而折腰。”即自免离职去。在官仅80多天。离任肘,作了一篇《归去来辞》以明志.此后一直过稳居的田园生活,自食其力,再没有出仕。他一生爱洒,常设洒宴客,已若先醉,使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一次,家中酒熟,渊明急不可耐,便以头上葛巾滤酒取饮。滤毕,又将葛巾戴上。他不善音乐,而蓄无弦琴一张,聊以寄惠。他对人喜愠不形于色。
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颜延之为江州刺史的功曹,住浔阳,与渊明结邻,常至渊明家饮洒谈文,相得甚欢。此次二人相处约一年之久。到了宋景平元年(公元423年),颜延之做了始安郡的太守,路过浔阳,又和渊明同饮月余,临去,给了渊明二万钱,渊明却全交给酒家,以便随时饮洒。江州刺史王弘,慕渊明之名,思欲一见,不能得见,于是趁渊明上庐山时,使其故人庞通之于半道置洒相邀。二人正饮时,王弘亦乘机而至,庞为之介绍,遂同饮酒。以后弘常遣人给渊明送酒。
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刘裕杀晋安帝,立恭帝,朝廷大权全归刘裕。为了笼络人心,征渊明任著作佐郎,渊明说有病而不赴任,故又有“陶征士”之称。公元420年,刘裕称帝,国导宋,改元永初,废晋恭帝,晋朝灭亡。第二年,恭帝为刘裕所杀。就在宋永初元年前后,陶渊朗使写下了他的代表作《桃花源诗并序》。
陶渊明逝世前几年,生活因苦极了。因为年老多病,完全丧失了劳动力,经常断炊,而靠乞食度日。当时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给他送来粮食和肉类,劝他做官,都被渊明所拒绝,一无所受。宋元帝元嘉四年(公元427年),陶渊明己63岁了。他为自己写了《统歌诗》、《臼祭文》,不久就逝世了。颜延之作了《陶征土诔》称他为“有晋征士”,把他比为巢父、许由、伯夷、四浩等人物,突出了他的高节,说他“心好异书,性乐酒德”,又介绍了他困苦的一生:“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黎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并说他:“宽乐令终之美,好廉克已之操”,符合谥典。于是询诸友好,溢他为“靖节征士”。
由上可知,陶渊明生活在东晋的分裂崩亡时期和晋末的换代之际,社会矛盾尖说,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加之,他对东晋的黑暗政府观实不满而归隐,面对这些渗痛的现实,于是越来越坚决地否定自己所处的社会,不断构思和向往理想的生活图景。《桃花源记》就是他亲笔绘出的理想社会图:环境优美,怡然自乐。在这样的理想社会,没有君主,没有战乱,没有贫穷,没有欺诈。人们淳朴厚道,和睦相处,过着自食其力,康乐幸福的生活。这就是陶渊明以浪漫主义手法写的世上乌有的桃花源。这个桃花源理想,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于和平宁静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体现了人民群众对黑瞎的旧社会的抗议和憎恨。写桃花源里“靡王税”的安乐,正是要说明现实社会君主制度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陶渊明因为自己的理想、抱负已在现实生活中破灭了,而又耳闻目睹了人民群众的苦难和愿望,才写比了这篇划时代的杰作。
当然,陶渊明写出这篇杰作,是有其思想基础的。一些学者指出,《桃花源记》的产生,其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一‘是受老子、庄子“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影响。他们说,在原始社会,人们都“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共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二是受了魏晋以来嵇康、阮籍、鲍敬言等人的思想影响。嵇康说;“刑本禁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阮籍说:“盖无君而遮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君主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鲍敬言创“无君论”,认为君主是社会一切丑恶、灾难的根源。他说:“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面作,日入而息,泛然不系,恢尔自得,不竟不荣,无荣无辱。”这种言论,反映了农民阶级对残酷的封建统治者的抗议,表达了广大农民希望摆脱一切剥削压迫而过安居乐业生活的要求。三是受了儒家 “大同”思想的影响。《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饼情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养也,男有分,女有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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