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咏史诗的特点

在众多的晚唐咏史诗作者中，李商隐留存有咏史诗60余首。

近代以来，关于李商隐咏史诗的著作不断增多，如刘学锴先生93年发表在《文学遗产》上的《李商隐咏史诗的主要特征及其对古代咏史诗的发展》和董乃斌先生的《李商隐诗的叙事分析》等等，大多针对其讽刺性，或者抒情方式加以叙述。本文以此为基础，从三个方面对其艺术特色加以分析。

(一)强烈的现实感

李商隐的咏史诗大多是以史论史，将其六十余首诗按照与现实政治联系的方式来划分，可以分为以古鉴今、借古喻今，借题托讽这三种类别，虽然表现手法略有不同，但是都有强烈的政治指向性，其表现形式也愈加隐晦，但与现实的关系则更加直接。因而清代沈德潜在《说诗啐语》中认为“义山近体，襞积重重，长于讽谕，中多借题摅抱，遭时之变，不得不隐也”。

诗人自敬宗朝步入少年时代，从此对朝政就给予了很大的关注，这在他的大量咏史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对于敬宗的荒德误国，文宗的勤勉优柔，武宗的求仙贪色，宣宗的平庸昏愚，李商隐均在咏史诗中有痛切的讽咏，如《富平少侯》、《陈后宫》二首、《无愁果有愁曲北齐歌》、《隋师东》之托讽敬宗，《咏史》 (历览前贤国与家) 之悲怀文宗，《汉宫》、《瑶池》、《海上》、《茂陵》、《昭肃皇帝挽歌辞三首》之暗喻武宗，等等。《北齐二首》中“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一句，在程梦星的《李义山诗集笺注》中认为“此托北齐以概武宗、王才人游猎之荒淫也。”可以看出诗人将个人对时事政治的看法，讽刺之意都用咏史的方式写出，使之每一首都有强烈的现实感。

(二)冷峻的讽刺性

咏史诗大多从正面赞颂，以抒发感慨为主，很少出现直接的讽刺，李商隐却大量创作具有讽时色彩的咏史诗，特别是他密切地结合当时的政治现实，以咏古代亡国之君来讥讽、揭露、批判当代昏君。他把批判的对象集中在他所生活的敬宗、文宗、武宗、宣宗以及唐朝由盛转衰的代表人物唐玄宗身上。其笔触之广，思考之深，态度之冷峻，语言之辛辣，都足以为晚唐咏史诗的代表。

唐朝由盛入衰，对帝国衰落推原祸始，借对唐玄宗的题咏来进行历史反思和深刻检讨成了中晚唐诗人们的一大题材。然而唐代无数咏及唐玄宗的作品中，出于为尊者讳的考虑，大都对唐明皇的过错加以回护，多方掩饰。但是与以往前贤不同的是，李商隐以其过人的政治胆识对唐玄宗进行了集中有力的揭露讽刺，他的《马嵬》二首、《龙池》、《华清宫》二首等多首咏史诗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大胆揭露史实，充满着对安史之乱冷峻的审视和对纵情享乐的唐玄宗的无情讽刺。《骊山有感》诗云：“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这一句“不从金舆惟寿王”，便把玄宗父夺子妻，宫中乱伦的丑行揭露无疑。

《马嵬》 二首是李商隐讥刺唐玄宗最为警策的作品。尤其是第二首，更是传诵不衰的佳作。“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诗用倒叙，写玄宗遣方士为杨妃招魂。以冷嘲的口吻深刺贵为天子的唐玄宗，还不如普通百姓能够保护自己的妻子，。此诗每一联内都包含鲜明对照，以“如何”来反问，暗含指责玄宗的懦弱无能，突出了李隆基荒淫所招致的悲剧后果。

(三)独特的叙述技巧

咏史诗是以历史事实为吟咏对象的，这就需要作家有高超的创作技巧将咏史和抒情完美结合，使诗中的人物、事件、场景既不局限于历史事实，又不脱离历史的基本面貌，从而有效地将历史真实提升为艺术真实。

其中最为典型的诗作便是《北齐二首》其一，诗人运用了时空组接的手法写出“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史料记载北齐后主宠幸小怜，大肆淫乐，此事与北周武帝攻破晋阳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发生的，然而诗人并没有拘泥于史实，而是把这两件事的时间距离进行压缩，重新调整后把两幅画面并置形成强烈反差，给读者以直观的视觉冲击，大大加强了讽刺的深度和力度。

到了中晚唐，七绝成为咏史诗人最常选用的题材，刘学锴先生认为： “由于篇幅短小，难以展衍叙写，淋漓抒慨。但咏史诗因事兴感，抚事寄慨的特点又使它不能离开必要的叙事描写和抒情议论。”受篇幅限制，咏史诗对于写作技巧的要求更为严苛，情节场景要蕴含恰如其分的深刻和典型。如《楚宫》中“朝云暮雨长相接，犹自君王恨见稀”，《贾生》中的“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都从一点延伸出深刻的政治主题。诗人巧妙地运用对比、设问、反问、典故等多种手法把自己地情感或隐或显或直或婉地表达出来，如《梦泽》、《隋宫》都是如此。

沈德潜《唐诗别裁》本着“ 观民风，考得失，非为艳情也。”的观点，对李商隐的《锦瑟》、《无题》一概不收，而对于长于讽谕的咏史诗大加赞赏，仅七律一体，收李诗20 首，其中咏史诗即占大半。足可见咏史诗是李诗中最富于艺术创造性的部分之一，为咏史诗的发展和成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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