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赏牡丹赏析

赏牡丹

[唐] 刘禹锡

庭前芍药妖无格，

池上芙蕖净少情。

唯有牡丹真国色，

花开时节动京城。

牡丹花事之盛，应该始于唐朝。直到唐末，在人们的印象中，牡丹仍然是“万万花中第一流”。连和尚归仁也作诗说：“天下更无花胜此。”宋代周敦颐则概括地说：“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直到梅花的声誉崛起以前，牡丹一直被人们当作国花看。难怪唐代诗人们那么喜欢讴吟牡丹呢。

在唐代众多吟咏牡丹的诗人中，有一位洛阳的大诗人刘禹锡，洛阳人写洛阳的名花，自然更多了几分钟爱。

这首诗本来是《赏牡丹》，可落笔却不先说牡丹，而先对芍药和芙蕖进行评赏。首句写芍药，这种同样具有观赏价值的花儿，较之牡丹更早为人们所喜爱。《诗经》就写到过周朝郑国的男女以芍药相赠的欢乐场面，而同时期却不见有关牡丹的记载。所以宋代韩琦在《北第同赏芍药》中写道：“郑诗已取相酬赠，不见诸经载牡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习俗也在不断地变化。到了唐代武则天执政以后，“牡丹始盛而芍药之艳衰”，以至于有人将牡丹比为君王，把芍药比作近侍。芍药地位的下降，刘禹锡认为其格调不高，所以说芍药虽妖娆而无格。

芙蕖，即荷花，这是自屈原以来在诗文中经常以清高洁净面目出现的花。大概由于它亭亭玉立于池塘水面之上，令人只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的缘故吧，刘禹锡觉得它虽纯洁却寡情。至此前两句已经分别对两种可与牡丹并肩的花儿进行了评赏：芍药的种植历史悠久，也曾受到人们的喜爱，但却“妖冶无格”；荷花也的确堪称花中君子，清高洁净，但却冷艳寡情。至此为后两句推出作者心中的最爱，可谓做足了铺垫，唯有期待着作者心中的“花王”隆重登场了。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国色”，旧指一国中最美的女子。这里用来比喻牡丹，便将牡丹的超群姿色表现了出来。“真”字虽是副词，却加强了语气；“唯有”是一种不二的选择，增强了评赏的分量，照应了上面两句，包含着之所以作出如此不二的选择，是经过了认真比较，确认了“非此莫属”的地位的意思。在这样的美好评价和高度概括之后，再以“花开时节动京城”作结尾，既反映了京城人赏花倾城而动的习俗，又从侧面衬托了牡丹花的诱人魅力：正是由于它具有令人倾慕的“国色”，才使得“花开时节”京城轰动，人们奔走相告，争先赏玩。

四句诗评赏了三种名花，有强烈的主观感情和鲜明的时代、地方色彩。如果说，对芍药与荷花的评价纯属诗人自己的感想，未必能够获得多数人的首肯，那么，对于牡丹的评价，却完全符合当时的风尚潮流，说出了当时人们的心声。“国色”是当时人们对牡丹的定位，也为后人所接受和沿用。正因如此，人们没有必要和诗人争论芍药是否“妖无格”，荷花是否“净少情”。相反，人们从这些评议中，还可以进一步看到诗人丰富的审美思想，体会到诗人赞赏牡丹除了姿色超群以外，还具备了高尚的品格。

四句诗，褒贬了三种名花，贬是为了褒，贬中含有褒，贬与褒都合乎分寸。诗人为了褒扬牡丹，对芍药与荷花都有些贬抑。然而说芍药时用了“妖”字，妖是艳丽的意思，是褒词。说荷花时用了“净”字，净指洁净，这是沿用了屈原的评价。所有这些都体现了诗人对芍药与荷花美好一面的赞誉，这是合乎情理的。由于在人们心目中，芍药与荷花都是有一定观赏价值的名花，诗人不能为了突出牡丹便把它们说得一无是处，尤其不能把它们令人喜爱的优点全都抹杀，只有这样对牡丹的更高赞美才能立于可信之地。

同样，诗人赞美牡丹也建立在真实可信的基础上。除了别出心裁地借用“国色”一词加以高度概括外，“花开时节动京城”一句，简直就是对当时京城习俗的实景再现，令人玩味再三，仍感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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