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的情感结构与其爱情诗的两难结构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直面人生的虚无与悲凉，导致李商隐情感结构的双重性。
一、追寻与失落交织的情感世界
作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李商隐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政治责任感：“向来忧际会，犹有五湖期。”(《陆发荆南始至商洛》)但李商隐在政治上一直受到压抑，郁郁不得志，“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报未曾开”(崔珏《哭李商隐》)。在爱情上，李商隐失望多于希望，痛苦多于欢乐。李商隐少年时代与柳枝两情相悦却难成眷属，初恋之花刚刚开放就已深切地体味到凋零和失落之痛。李商隐在玉阳山修道时与女冠宋华阳的恋情，由于违背封建礼教和道教戒律，注定了这次带有自由恋爱色彩的爱情是悲剧性的。李商隐与王茂元的女儿两相悦慕，却因为这场婚姻掺杂了过多的政治因素，使他卷入党争的漩涡;而爱妻猝然早亡又给他心灵上带来了难以弥合的伤痛，可以说这场婚姻对李商隐来说具有双重的悲剧性。直面颓废没落的现实、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李商隐希冀通过皈依宗教超越人世的悲苦，消解弥漫的悲情。但执著的人生意识，清醒的理性精神，注定李商隐无法形成宗教信仰的迷狂，达到皈依宗教的目的。因此，“佛学意趣对其悲剧感受非但无法消解和超越，反而起到一种强化作用，正因为清醒参透有求皆苦，无常幻灭，所以执着于情，执着于‘有求’才异常惨烈动人，才具有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义无反顾的勇气和悲凉。其诗中一方面是：‘大执真无利，多情岂自由’(《即目》)，另一面却是：‘深知身在情常在，怅望江头江水声’(《暮秋独游曲江》)。明知‘多情真命薄，容易即回肠’(《属疾》)，却依然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李商隐在仕途上渴望大展鸿图，却沦落不群，素志未遂，陷入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在感情上渴望拥有真挚而永恒的爱情，却始终无法摆脱笼罩在婚姻上的政治阴影和封建礼教的压抑，爱而不得，得而不永，陷入追寻与失落的悖论之中;在精神上求助于佛学的超然，却又不能走出自己心灵的束缚，陷入执着与无常的困惑之中。这样就形成了李商隐情感世界的双重结构：痴情地追寻与痛彻地失落。
在李商隐的情感世界中痴情地追寻与痛彻地失落既是相互冲突的，又是交融在一起的，是追寻中的失落和失落中的追寻。追寻与失落的循环往复，体现了李商隐对生存困境的超越和对爱情自由的追求，而随着自我意识的彻底觉醒，他又陷入了一种悲剧性的生存困惑、焦虑和期待之中。著名美学家苏珊・朗格认为，情感实际上就是一种集中、强化了的生命，是生命湍流中最突出的浪峰。李商隐情感世界中追寻与失落的碰撞和交融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生命体验，是李商隐心理现实的真切反映，李商隐正是在内心世界情感碰撞和交融及由此而酿成的深深感伤中体验苦闷忧痛的人生、温情脉脉的爱情，探索人生意义的。
由于时代的衰微，感情的复杂化，欲说还羞的心理和一定的宗教情节，李商隐对现实的激切愤懑与近似绝望的失望，对爱情的痴情追寻与痛彻失落，在诗歌中并没有转化为外在的金刚怒目式的愤激和狂呼以及山盟海誓般的情感诉求，而是转入内心世界的沉思、孤寂和独白。李商隐往往把内心深处所蕴蓄着的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求而不得的憾恨之情交糅在一起，以如梦如真、哀婉缠绵、深邃朦胧的方式表露出来。因此，李商隐的爱情诗不是激切之情一泻千里式的爆发性放纵与宣泄，而是苦恋爱意纡徐回环式的敛约与郁结，其情既深广浓郁又缠绵悱恻，既饱含热望又深感幻灭。李商隐爱情诗情感结构的双重性以及感情表达方式的独特性也决定了其诗歌艺术形式的独特性。
苏珊・朗格在《艺术问题》中指出：“……它们之间的(即各种情感和情绪)相互关系和组合也就反应了生物存在的方式。这就是说，如果要想使得某种创造出来的符号(一个艺术品)激发人们的美感，它就必须以情感的形式展现出来;也就是说，它就必须使自己作为一个生命活动的投影或符号呈现出来，必须使自己成为一种与生命的基本形式相类似的形式。”艺术是情感的形式，不同的生命活动投影必须用不同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来。这样“艺术形式的寻求和凝铸，也就成了对人的精神形式的寻求与凝铸”。李商隐要把自己“深情绵邈”的情感体验有效地传达出来，就必须精心营造与自己的情感结构相适应的艺术形式，从而更好地将投射于诗歌中的感情形式化，艺术化。我们认为，在李商隐爱情诗中与其情感结构相对应的艺术形式就是两难结构。李商隐爱情诗中的深情苦意和丰富的人生意蕴就包孕在这一两难结构的艺术形式中。两难结构既是一种文本结构，更是一种感情结构，它无疑为李商隐感情的抒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艺术形式。两难结构与李商隐的心理形式处于对应或同构关系之中，它统制着李商隐心理场中情感的往还，有效地释放了各种相互冲突和碰撞的情感之流，并在李商隐的心灵中形成情感张力，使感情的表达愈加婉曲，更具有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可以说，李商隐在爱情追求中所产生的阻隔与渴望、焦虑与感伤、苦闷与孤独、迷惘与执著的心理感受，那种“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生命体验，就是通过两难结构表现出来的。
二、纡徐往复深情缅邈的两难结构
李商隐情感之流的错综交织，注定了其情感释放形式的两难。李商隐在两难结构中容纳进了自己复杂的生命体验，并让这种体验在两难结构中锤炼得千回百转、一波三折、迷离恍惚，悲情弥漫、哀婉动人。在李商隐的爱情诗中两难结构是心灵、情感与形式的有机统一，它将各种情绪与感受提升到审美体验的高度，使之成为诗人的内在审美需求，衍化为一种深邃绵长的诗化美感。李商隐爱情诗的两难结构一般表现为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由于时空的阻隔造成有情人无法长期厮守，只能痛苦相思的两难。“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此诗开篇即彰明了两难，有情人两地相思，不但无缘相见，而且连相见的日期也无从确定。时空阻隔带来的相思痛苦、殷殷离情，都在欲归不能、归期难定的两难之中得到了深化。相见无期，诗人只能从眼前实境出发去悬想他日重逢共话此时巴山夜雨的虚景，在虚拟的团聚之乐中，突出了眼前相思的煎迫。在《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一诗中，有情人远隔天涯，思念随着时空的延长，而愈发浓厚，积思成梦，但月斜更尽，梦别难唤，伊人无踪，寂寞自处，失望、伤感之情更加深邃。“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刘郎当年为蓬山渺远难寻而憾恨，何况今天自己与爱人之间更远隔万重蓬山。痴情的追寻，梦醒后的失落;梦幻思念的慰藉，梦别难唤的伤感;
幽期虽在，然山高水长，良会难成的无奈，这一切构成李商隐情感世界里追寻与失落的冲突和无从选择的两难，真切地传达出李商隐糅合在充满梦幻的心灵中的爱情体验。
《春雨》(怅卧新春白袷衣)中春雨绵绵，难耐思情，然“红楼隔雨”，人去楼空，惟觉春寒阵阵。“玉�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鸿雁本可传情，然万里长空，羁鸿失伴，音讯如何能达。希望与失望并存，追求与凄凉相随，相思苦，忘却难，传信、相见尤难。《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一首，写巫山云雨浪漫凄楚，相思殷殷，鸳梦如诗，衷情款款，心曲融融，而尾联“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诗人自幻想跌落现实，写相隔之苦痛：莫让春心如春花般怒放吧，因为每次想望总是带来新的失望，只能把心中燃烧着的爱情化作一段段灰烬。一方面是抑制春心如春花般怒放的绝望悲哀，另一方面却是骨子里如春花怒放不可遏制的炽热情怀。春心“发”与不“发”，相思与成灰，实难抉择，而失落和痛苦之情已包孕其中了。《无题》“想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中，诗人一着笔就点出了情感上的两难，“难”字复叠，使文势形成往复迂回之态。关于离别的主题，曹丕云：“别日何易会日难”，曹植云：“别易会难”，梁武云：“别日何易会何难”，均言会难别易。李商隐则言分别、相见两者均难，使被现实阻隔的苦恋相思之情，更具悲剧性，也更刻骨镂心。后世诗人抒写离情之所以未能超越李商隐主要在于此句紧紧抓住了情感选择的两难。无力的东风已不能支撑百花的怒放，暗示诗人因相思而憔悴的不可避免，但即便如此诗人也不愿放弃相思。“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即表达了虽后会无期，然“丝(思)不尽”、“泪不干”，相思永在的信念。不绝如缕的相思寄寓着诗人对爱情的热望，春蚕丝尽蜡炬泪干又暗示着心情的灰暗失望。接下来的“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写相思之苦，以镜中白发、夜月寒光来映衬两地别愁的萧瑟，更突出相见之难。“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借青鸟传书的典故，寄托自己的希望，却又以蓬山暗寓人神阻隔，只能通音信而不能见面，又增添了一层愁苦，也突出了相见之难、希望与失望的矛盾，拓展、深化了“春蚕”、“蜡炬”的悲剧色彩。
李商隐爱情诗两难结构的另一种表现情况则是由于李商隐内心欲望与道德、情爱的冲突对立，而使他无从选择的两难。有时李商隐对政治、社会、人生、爱情等的感悟和难言之隐不便在诗歌中直接流露，只能以曲折隐晦的方式加以表达，这样就导致了情感冲突，催生出情感释放形式的两难。“昨夜星辰昨夜风，画堂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无题》)作者在画堂西畔、桂堂之东与情人密约幽会，席间“隔座送钩”、“分曹射覆”，酒暖灯红，好不欣慰，但因不可公然传情达意，只能于隔座借助灵犀一点，相互温存，这一特殊的幽会环境充满温馨之诗情与缠绵之意绪。然良会难久，诗人必须“听鼓应官”，为仕宦而奔走南北，以至于连以目示情的机会也无从长久。这里一方面相爱的人不能尽情地表达相思、相恋之意，另一方面诗人又必须为了仕宦而与心爱的人分手，因此只有靠追忆昨夜灯红酒暖的温情，慰藉孤寂的心灵。诗人身受阻隔的痛苦，心有默契的喜悦，被迫离去的无奈，对漂泊不定的仕宦生涯的感叹，都在两难结构得到深刻动人的揭示。
在爱情世界里，诗人常常宁愿怀抱两难之悲，也不愿放弃相思之苦。“重帏深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无题》)诗人回顾往昔，爱情的遇合只是一场梦，在现实中对爱情的美好愿望则无可寄托。明明料到相思全然无用，也无妨惆怅终身以执守自己的一片痴情。此时情感世界里追求而失落，失落后又复追求的冲突，通过两难结构得到了有力的显现。《锦瑟》一诗以“锦瑟”起兴，抒写理想幻灭的哀痛、爱情生活的种种遗恨，结尾“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把相思相爱的情感历程归结为“惘然”，并借“当时已惘然”来衬托、加深今天追忆时的伤感。在两难结构中突出了可待追忆的爱情与早已惘然的心绪之间的两难，折射出内心哀伤愁苦、低徊欲绝的情致，从而创造出凄美感人的艺术境界。
以上两种两难结构的表现情况只是一个粗略的分法，由于李商隐的情感结构错综交织，意绪复杂，其诗歌往往朦胧多义，表达婉曲，纠结难解，因而李商隐爱情诗的两难结构也往往含思婉转，萦回曲折，无法明确地解析，从根本上讲，李商隐爱情诗的两难结构都是由于爱情受到阻隔而产生的。正是这种两难结构表现了李商隐情感生活的复杂性和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使李商隐的爱情诗，在有限的文字空间里容纳了更多的意义，也使李商隐爱情诗表达情感的方式愈发纡徐含蓄，情调愈发哀婉，内涵愈发朦胧，感情更深沉地熔铸在文本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李商隐爱情诗的两难结构所集中表达的悲剧性情感，那种期望与失望、分别与留恋、执着与彷徨交织在一起的矛盾心情，实际上是与整个时代文人的心理息息相通的，典型地反映了晚唐的时代情绪与社会心态。因此，李商隐爱情诗的两难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社会与个人审美趋向双重选择的结果。
三、强烈的张力和无尽的感伤
李商隐爱情诗的两难结构增强了诗歌的艺术魅力，其直接的艺术效果是使诗歌具有了强烈的张力和无尽的感伤情绪，产生了极强的审美感染力。张力是作品的美感之源，诗歌要产生张力，首要的条件是诗歌内部要有相互对立冲突的因素，而且这些因素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并在诗歌内部微妙和谐地统一起来。在李商隐的情感世界中痴情追寻与痛彻失落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表现为期望中的追寻和追寻中的失望，两者错综交织在一起，统一于李商隐对爱情的独特审美体验之中。这样诗人内心由于情感冲突而形成的不可遏制的内驱力，就逐渐沉淀凝结渗入情怀，成为诗歌创作的情感基础，在诗歌中这种情感动力经由两难结构得到更充分的聚集，最终使文本圆涨，形成完美的张力。
其次，诗歌张力的形成需要有情感的力度，但情感的释放却不能是放纵式的，否则即使有情感的力度，却没有了张力，那么作品感染人的力度就会降低。李商隐的情感世界虽然有相互对立的冲突因素，但不是一种激烈的冲突和运动，李商隐的爱情诗往往通过内敛的方式聚集情感之流，以婉转曲折的形式加以释放。这样诗人内心的强烈感情和曲折含蓄的表达形式之间就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如前所述，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李商隐爱情诗的情感释放是委婉含蓄的，其爱情诗总是不肯吐一平直之语，而是幽咽迷离，或彼或此，忽断忽续，隐蔽性极强，常通过比兴、象征、用典来托物寓怀，把自己深沉的思绪纳入两难结构，以迂徐曲折的形式来表达。这样，读者总能在字里行间强烈地感受到作者深隐的情感，深藏的巨大感伤和哀痛，诗歌也因此产生了更丰厚的意蕴和更强烈的震撼力。如《锦瑟》一诗突出了可待追忆的爱情与早已惘然的心绪之间的两难，运用多个典故、意象寄寓了作者的彷徨愁苦，诗中那些华美的意象，幽深的意境，迷离的情感，形成了较大的情感密度和张力。正是这种张力突出了人类心灵世界中“最幽微、最朦胧、最说不清却又时时在折磨人的隐痛，同时亦生动、传神地写出了人对这种隐痛欲说还休，或根本无法表白清楚时的那种复杂心态”。所以，具有完美张力的诗歌最容易引起人们心灵的共鸣，具有一种永恒的魅力。
感伤是李商隐爱情诗的根本风格。李商隐爱情诗的具体内容是丰富的，但大都表现了因爱情受到阻隔而产生的感伤情绪和悲剧性爱情体验，呈现出忧郁与感伤的基调。清代钱谦益在评论李商隐的无题诗时说：“义山《无题》诸什，春女读之而哀，秋士读之而悲。”(《注李义山诗集序》)足见李商隐爱情诗的感伤意味是何等的浓厚了。在李商隐爱情诗的两难结构里，消解情感冲突的途径是未知的，坚守爱情的最终结局是未知的，解除人生悲剧性命运的最佳方案也是未知的。这就决定了李商隐爱情诗的两难结构是一个悲剧性结构，一个悖论，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相爱者不能尽情地倾吐爱慕之情，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这是人类永久的悖论，也是永远的感伤。在李商隐爱情诗里情感的冲突、选择的两难和无尽的感伤是紧紧地交融在一起的。李商隐情感世界的冲突为其爱情诗感伤情调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两难结构使感情由外射性凸显走向内敛并形成完美的张力，而感伤则使爱情诗形成幽忧深邃的诗境，哀婉深沉的美感和触动读者心弦、引发读者共鸣的艺术魅力。
在李商隐的内心深处有一种难以言说且无从填补的空虚怅惘之感，流淌着若有所失惘然追求的情意，这种感觉和情意是其爱情诗感伤情调的突出特点。《锦瑟》中庄生梦蝶，幻灭迅速，杜鹃伤春，悲鸣不已，珠泪晶莹，忽而被弃，玉烟轻袅，临之已非，人生的无常感、梦幻感、失落感都已成为一种持久的忧伤与无奈。李商隐将丰富的情感以及身世多艰所带来的悲剧色彩，投射于他的诗歌中，感伤情绪弥漫四溢，触动着无数善感的心灵。“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四首》飒飒东风细雨来)怒放的爱情之花，因为必然的凋零幻灭，带来的只能是寒入骨髓，寂入死灰的绝望。对爱情的热烈向往和希望幻灭的痛苦交融在一起，制造出浓郁的伤感气氛，坚贞纯洁的爱情和高尚的精神寄托，在诗境中得到了完美和谐的体现。“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流莺》)，春日流落天涯，巧啭有意而佳期未必，“岂能”和“未必”一张一弛，在诗人的一相情愿与情无所寄之间形成一种强烈的张力，感伤渗透于其中，突出了诗人伤心触骨的苦恋体验。在《房中曲》里诗人哀悼妻子的亡故，由娇儿失去母亲的悲伤，写到睹物思人，回忆昔日离家情景，抒发归来不见人的悲哀，“今日涧底松，明日山头蘖。愁到天地翻，相看不相识。”设想来生即使与亡妻相见也不相识，只能永怀无穷的遗恨，诗人心底深深的凄凉和刻骨的沉痛都化作悲歌中的感伤震撼着读者的心灵。
在李商隐那里，感伤已不仅仅是一种艺术风格或情感基调，更是他感悟和体验人生的一种方式，爱情诗实质上是李商隐独自体会感伤之情降临他的心灵时所带来的那种难以言说的感觉和体验的审美载体，是感伤的诗化。需要指出的是，李商隐是为爱情而感伤，为理想而感伤，感伤是他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这保证了他不会走向虚无与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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