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党争对李商隐诗风的影响
导语:李商隐诗风是晚唐诗歌代表特色,其成因在于晚唐社会整体环境,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政治因素,特别是牛李党争,它使诗人始终处在斗争的夹缝之中,使诗人一生郁闷,但成就了其特殊的诗歌韵味。
“牛李党争”是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牛党”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李党”是指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集团。牛党大多出身科举,属于庶族地主,门第卑微,靠寒窗苦读考取进士,获得官职。李党大多出身世家,门第显赫,往往依靠父祖高官地位进人官场,被称“门荫”出身。两党分歧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什么途径来选拔官僚。牛党多科举出身,主张通过科举取士;李党多门荫出身,主张门荫入仕。二是如何对待藩镇。李党主张对藩镇用兵,以加强唐朝中央地位;牛党主张姑息迁就。两党除了政治分歧外,还牵扯到个人恩怨,相互打击。
李商隐在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17岁时受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的赏识,受聘任幕僚,一直到开诚二年(837年),先后8年。令狐楚是牛党要人,地位显赫,唐宪宗时曾做宰相。令狐楚,对李商隐都很赏识。令狐楚临死时,函招李商隐代草遗表之任,李商隐在《樊南甲集序》、《上令狐相公状一》、《奠相国令狐公文》中对此都有提及。李商隐后来能考中进士,就是受令狐的推荐。令狐楚去世后,李商隐为了生机,另找出入,到泾源节度使王茂元幕府做事,得到王茂元赏识,娶王的小女儿为妻,成了王的东床快婿。王茂元当时被认为是李德裕的党徒。李商隐原在令狐门下,现转投王茂元,牛党认为是忘恩,触犯了牛党戒律,因此牛党对李商隐耿耿于怀,千方百计进行报复。开诚三年,李商隐应考“博学鸿辞科”,本已被录取,但因牛党作梗,复审时被除名。这次意外打击,对李商隐振动很大,名诗《安定城楼》表现最为明显。
李商隐和王茂元女儿的婚姻是他一生荣枯的转折点,诗人的感情生活固然得到满足,但政治命运遭到厄运。尽管他对朋党斗争深感厌恶,但牛党对他一再排挤打压。正如他在《晓坐》中感叹:“红颜无定所,得失在当年”。从诗人二十七岁结婚王氏到四十七岁病死,整整二十年漫长岁月,都是在职位低卑、宦途失意的境遇中寂寞地度过。李商隐的政治理想和才能无法实现,被埋没在朋党倾轧中。
李商隐才学极高,抱负远大,欲建功立业,匡扶王室,无奈晚唐夕阳西下,风雨飘摇,使一身才学的李商隐四处碰壁,寄人篱下,郁郁而终,只有在诗歌中一展鸿才。李商隐性格耿介正直,面对险恶现实,感受时代痛苦,使诗歌隐晦曲折,托物言志,回味深远,题旨迷茫,继李白豪放坦荡、杜甫沉郁顿挫之后,为唐代诗国又开辟出全新的艺术领域:
晚唐心态。生活于晚唐时代的李商隐,他的思想、心态与艺术追求,与前辈中唐诗人已有所不同。中唐虽是大乱之后,但士人却对王朝 “中兴”抱有希望,他们的精神面貌不失昂扬奋发,表现为积极进取,关注时弊民瘼。但到了晚唐,面对残破的政治局面,他们深感无力回天,在心态上有一层暗淡伤感色调。韩愈有《盆池》诗:“莫道盆池作不成,藕稍初种已齐生。从今有雨君须记,来听萧萧打叶声”。而李商隐《宿骆氏亭怀崔雍崔衮》却说:“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来听萧萧打叶声”与“留得枯荷听雨声”分别反映了两种心态。前者可看作萧散中尚未失去自信,后者可看作落寞感伤失去希望。
心灵开拓。李商隐诗歌注重心理体验和情感信息传递,他追求的不是李白、杜甫那样完美鲜明阔达的意境,而是把不相关的物像粘辑在一块,通过不同意象营造一种空白迷离的诗境。如《无题二首》“昨夜星辰昨夜风”,虽然交代时间、地点、天气,但这并不能确定“昨夜”是特定还是泛指的,仍是一个未知数。“画楼”、“桂堂”可以是府邸也可以是庙观,颔联与劲联之间没有关联词语衔接,仅仅几组极具感情色彩的独立意象,句与句之间,意象与意象之间有一大块思维空间让我们想象填补,塑造出了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幽邃意境。
意境虚化。李商隐善于运用意象与诗句之间的衔接空白,使得诗句与诗句、意象与意象之间留下许多的空白点,引起人们有宽阔想象的空间,把意象与诗句之间的情绪的跳跃性无限拉大,给人以无穷的魅力。如《无题》:“紫府仙人号宝灯,云浆未饮结成冰。如何雪月叫光夜,更在催台十二层?”从诗歌来看,我们可以感觉到诗歌中意象之间转换跳跃的距离之大,“如何”二字更是突出其间跳跃性变化,令整首诗歌更具有张力与内涵。梁启超曾说过:“拆开一句一句叫我解释,我连文义也解不出,但我觉得它美,读起来令我精神得到一种新鲜的愉快”。可见李商隐诗歌中联与联、句子与句子、意象与意象之间跳跃转换,能给人以揣摩不尽的美感。
理性批判。李商隐写了一百多首政治诗,晚唐的政治斗争、社会问题和历史事件在其政治诗里大都有所反映。这类诗风格委曲,笔法春秋。《隋师东》在讥刺讨叛诸将跋扈难制、冒功邀赏的同时,指出问题的症结在于“庙算之失”,即朝廷威令不行,一味推行厚赂政策,宰辅不得其人,从侧面写出了藩镇长期割据的根本原因。在《有感二首》中,诗人愤怒地揭露了他们大事株连、杀戮朝臣的罪行,描绘出长安城内,朝廷上下,死者衔冤,生者饮恨的悲惨肃杀气氛。牛李党争对李商隐的政治遭遇产生过具体而深刻的影响,所以这类作品饱含着对党祸的沉痛怨恨。“初惊逐客议,旋骇党人冤”(《哭遂州萧侍朗二十四韵》),直接表达了对党人罗织人罪,致人死命的满腔悲愤。
总之,李商隐诗风的出现是晚唐社会整体环境塑造的,其中的政治因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没有仕途的跌宕和坎坷就没有李商隐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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