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业的产业集群机理研究论文
摘 要 在阐释产业集群理论基础上，对风险投资业的产业集群内在机理包含的六种要素进行了系统分析。归纳出现实中风险投资产业集群的四种模式：产业关联型、资源共享型、知识密集型和外力驱动型，结合我国目前风险投资产业集群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促进我国风险投资产业集群发展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 风险投资 产业集群 机理
风险投资作为一种高风险的、组合的、长期的、权益的和专业的投资，近年来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支持创新者创业、帮助投资人取得较好回报等方面，都显示出其独特的作用。综观各国成功的风险投资业，可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大都以集群形式存在，像闻名世界的美国硅谷、英国剑桥科学园、台湾新竹科技园、日本筑波、印度班加罗尔等都是风险投资业高度集群的地区。如果说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是一个被世界普遍关注的行业，那么它的集群发展则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组织形式。尽管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产业集群已作了深入探讨，但有关对风险投资业的集群现象却很少有人做过系统地研究。那么，是何种原因促使风险投资业也具有集群效应呢？本文对此将做深入地剖析，以期为我国风险投资的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有所启示和帮助。
1 产业集群理论的阐释
产业集群始终是区域经济研究的热门课题，最早对其做系统研究的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传统工业区理论，该理论认为，某一区域集群同一产业的企业越多，就越有利于企业所用生产要素的集群。而生产要素供给越多，就会降低整个产业的平均生产成本，并且随着生产要素变得越来越专业化，生产也就越有效率。此外，此理论还把规模经济、地理、文化与政治等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其形成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而这种环境反过来又会促进了企业及各种组织之间外部经济实现。
对产业集群的另一解释则是以中小企业合作竞争为基础的新产业区理论。该理论揭示了新产业区发展的内在动力及其区域社会经济特性，这种区域经济特征与当地社会共同体的功能分不开。在产业区内，人们有相同价值观，彼此相互合作与信任。该理论同样注重外部环境，指出企业之间应是完全对等关系，认为企业网络的形成及各行为主体在多边交易过程中的不断学习和积聚而使创新不断发展。波特也从创新角度对产业集群聚集现象进行了分析，其整个理论框架包括四方面：需求状况、要素条件、竞争战略、产业群，因为一个产业在国际上要具有竞争力，就必需具备这四个条件。
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则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探讨了产业集群的动因，他将地理因素重新纳入到经济学分析中，并从贸易成本影响到企业的区位选择角度探讨了产业集群问题。他通过一个简单的两区域模型说明了一个国家或地区为实现规模经济而使运输成本最小化，从而使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市场需求大的地点。反过来，大市场需求又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最终形成所谓的中心—边缘模式。但由于克鲁格曼只是通过产业内与产业间的联系来分析产业集群的动因，却未考虑其他环境因素，也就使得其结论的应用受到挑战。
2 风险投资业的产业集群内在机理分析
2.1 相互依存的产业网络体系
波特认为，任何企业都可由价值链的重组来创造低成本竞争优势。随着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由一个企业自身来完成整个价值链的创新，或者不可能、或者会产生较高成本。而风险投资又是一个涉及面相当广的复杂系统，其运作流程仅靠一个企业是很难完成的。如果主导型风险企业劝说其他企业加入，组成一个知识结构合理的团队，让其完成配套的技术创新，对风险企业和其他相关企业来说都可以获得降低成本的优势。正是这种专业化分工形成了风险企业相互依赖的网络产业群，其赖以存在的基础正是风险企业集群创造的总价值(VGi)与单个风险企业创造的价值(Vi)之差δ=∑VGi-∑Vi。其中，δ可视为风险企业由于地理接近而获得的外部经济，或是合作信任而使风险企业额外获得的知识溢出，其大小取决于网络中风险企业数量、专业化程度及创新质量。δ越大，企业集群就会越强大，也就会形成长期的多样化契约机制。这些契约可有效地降低成本，推动风险企业间的共同开发创新。硅谷的成功正是得益于其区域性的相互依存产业网络体系。它既有惠普、网景、英特尔、苹果等世界领先的主导性大企业，也有很多相互联系的小风险企业。截止1999年3月，人员不超过50人的科技风险企业占80％，约有4 800家。正是由于这些大企业与成千上万的生生灭灭的小风险企业，才共同推动与保持了硅谷持续的竞争优势。
2.2 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风险投资家几乎都强调人的重要性，人是第一位的，是投资成败的关键。风险投资家们常说：宁可投资一流的人、第二流的项目，而不投第一流的项目、第二流的人。这里的人力资源不仅包括熟练掌握技术、管理和金融等多门知识经验的风险投资专家，同样也包括生产、销售、技术、管理及售后服务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如果某区域有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这个地区就会对需要此技术的风险企业产生巨大吸引力。同时，来自不同企业、不同产业或相关产业的企业以及同一企业内部的专业技术员工也可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与合作，相互传递信息和技术，从而加快新思想、新信息和创新技术的扩散，进而推动创新技术的产生和高科技企业的聚集。如印度的班加罗尔就是创新人才培养和储存的摇篮，它除了有10余家20世纪50年代就已赫赫有名的科研院所和大学外，还有近80所小型工程技术学院，每年能培养3万名工程师，其中1/3是各种软件人才。此外，海外印裔人口也有近2 000万人，他们许多人将技术、资本、经验和创新精神带到了班加罗尔，有效地促进了印度软件产业的发展。
2.3 充裕的资金支持
风险投资是一种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要想使风险企业快速成长，除了要受到人与技术的推动，还离不开充足的资金支持。因此，各国政府起初为了扶持风险投资业的发展，纷纷采取财政补贴和建立风险种子基金等措施，但政府的投入力度要受制于自身的财政状况，而且各地区又是有差异的，受惠对象也仅限于本地风险企业。而事实证明，政府参与风险投资并不是发展风险投资业的一条有效途径。为了获得充足的风险资金，各国政府相继都采取了很多优惠鼓励政策，并加强了资本市场的建设，使得风险投资的供给主体向多元资金投入型发展，美国就是一个典型实例。
2.4 富于创新的人文环境
良好的人文环境是风险企业成功的关键。在充满创新文化的环境下，可摒弃传统企业模式，追求企业的人性化和个性化，极大地调动控制人力资本的寻常人。在存在“勇于创新、鼓励冒险、宽容失败、崇尚竞争、平等开放、知识共享、讲究合作、容忍跳槽、鼓励裂变”的创新文化气氛下，人们可以相互支持与合作，从而加速了新思想、新观念、信息和创新技术的扩散速度，节省了交易成本，最终使风险企业蒸蒸日上，脱颖而出。例如硅谷，上至高层管理人员、下至普通职工，每一个人都具有创新精神。在硅谷信息的传递比美国其他任何地方都快，许多工程师求职的信条是：富于创造力的小企业远胜过大企业。这也要归因于美国独特的民族气质，其核心就是“西部开拓”的创新精神，这种民族气质恰好与风险资本投资天缘巧合，构成了风险投资产业集群产生和发展的土壤。
2.5 完备的中介服务体系
风险投资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投资，需要各方面专业知识的综合应用。作为风险投资活动的参与主体不可能是通才、全才，所以提供专业化服务的中介机构就成为风险投资正常运作不可缺少的条件。国际经验表明，中介机构既是风险投资运作之必需，也是知识经济时代专业化分工的结果。一个国家中介机构的健全是体现其风险投资业集群程度大小的重要标志，是风险投资顺畅循环、实现增值的重要保证。聚集可以使风险企业共享这些中介机构带来的外部规模经济性。硅谷之所以集群了很多风险企业，关键在于有比较完善的中介服务机构，它们为风险企业的集群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化保障。
3 风险投资业的产业集群模式
3.1 产业关联型
产业关联型是指由生产的纵向和横向关联形成的风险企业集群模式。这种类型既有生产同类产品或处于相同生产阶段的同产业企业，又有直接具有上下游产业链关系、生产互补品、配套品或具有专业化服务性的辅助企业。尽管这类风险企业之间的关联错综复杂，但往往以具有直接上下游产业关联的少数几个企业为主导，其余企业或为其提供互补品或配套品生产，或为聚集区内所有企业作专业化服务。如计算机产业发展就须电子、软件、材料行业的强力支持，一旦它们都得到专业化发展，计算机产业的规模经营才得以实现。
3.2 资源共享型
资源共享型是指企业受益于某一区域特有的公共资源而形成的风险企业集群模式。企业最初选址要考虑范围经济性，导致范围经济的共享资源包括产品原料体系、基础设施和信息服务体系等。许多同类或不同类的风险企业都有许多共享资源，这样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
3.3 知识密集型
知识密集型是指依托高校、科研机构等形成的具有科技含量较高的风险企业集群模式。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极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集群，美国的硅谷就是杰出代表。这种类型的企业集群有别于传统企业：一是所要求的科技含量较高，绝大多数都是高新技术企业；二是受技术创新、吸收和应用的影响比较大，受技术商业化程度的影响较高；三是风险企业的成长严重受技术生命周期和发展方向的影响；四是企业经营的高附加值和高风险并存。
3.4 外力驱动型
外力驱动型是指在外生环境驱动下形成的风险企业集群模式。外生环境各种各样，形成的集群方式也形态各异。世界上的绝大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区的风险企业都属于由国家的政策导向和行政部署形成的风险企业群，它们的集群起初并不是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形成的，而是政府的优惠政策和行政部署驱动起了很大作用；还有一类是基于投资来源国或地区与投资东道国或地区的双边经济贸易关系和文化而形成的风险企业集群。如我国港澳地区的风险投资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台湾投资集中于福建，日本投资则集中在辽东地区；再有一类是由大企业改造、分拆而形成的风险企业群。像日本筑波的风险企业就是典型实例。不管集群属于哪种形态，维持和决定集群持续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是风险企业的产业链，外生条件并不能长久地维系。
4 我国风险投资的集群现状分析
4.1 相互依存的风险企业网络体系并未真正形成
我国的风险企业大多是通过依靠提供土地、行政命令和优惠政策等措施而形成的空间集群。这种集群模式使得许多风险企业大都是因为外部的优越条件嵌入的，而不是依赖内在价值链自然衍生而形成的，这样企业间就难以形成依靠各自核心竞争能力相联起来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的网络体系，最终导致企业集群“先天不足”，价值链整合力度不够、结构单一、企业关联度低、缺乏协同效应和植根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地区政策差距日益缩小，这种空间上的聚集就表现出很大脆弱性，当某一区域的土地成本、劳动力价格等区位优势及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时，这一区域内的一些风险企业就可能会向其他政策更优惠的地方流动。
4.2 高素质风险投资人才的缺乏
风险投资是一种现代新型投资方式，涉及诸多学科的理论和知识，实践性极强，对人才素质要求很高，直接决定着风险投资的成败。而我国目前现状是，虽有大量科研成果，但缺乏既有技术、管理，又有金融等专门经验的人才对其商业化前景的准确评估，致使现在大部分风险投资基金不敢投出去。而科技人员虽然有创业热情，创新能力也较强，但他们由于缺乏管理和融资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也不能把科技成果真正产业化。外资和民间资本虽然有进行风险投资的意向，但由于相互缺乏信任，也很难找到可靠的代理人。所有这些都是长期以来我国缺乏高素质的风险投资复合型人才造成的。
4.3 风险企业集群技术创新能力不强
对于产品生命周期短暂的高新技术风险产业来说，一个创新产品比较容易达到成熟阶段。当达到成熟阶段时，产品的利润就降低，竞争加剧。此时，企业要继续获得竞争优势的策略一般有差别化竞争和低成本竞争。低成本竞争可能会因其他风险企业更低的成本而使得该企业被淘汰，而采取差别化竞争的企业则必须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才能获得竞争优势。目前，我国的技术创新尤其是持续创新能力不强，大多数企业以引进国外成熟的高新技术为主是导致我国风险企业竞争力不够强大、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重要原因。
4.4 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渠道不畅
国际经验表明，风险资本主要来源于机构投资者和个人等多渠道的民间资本，政府作为公共事业的管理者，则着重通过制度安排来扶持风险投资。而我国目前风险投资规模较为狭小，资本来源过于单一，大部分靠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直接投入获得。由于政府和国有企业资金运用的垄断性、来源有限性以及与风险投资本质的相悖性，政府的过度参与必将极大制约民间风险资本的发展。
4.5 风险企业的中介服务机构不完善
风险资本从筹措、投入到退出都离不开中介服务机构，它是以消除投融资者之间的信息非对称为目的，提供资金供求双方的匹配、信息咨询、培训等服务的平台。目前我国虽然建立了一些中介机构，但大多数独立性较差、地方行政色彩浓厚、市场条块分割现象严重。一般中介机构都挂靠在行政机关、事业和企业主管部门等，很难保证人员、资金与管理等方面的独立性，势必影响执业过程中的公正性。此外，由于各类中介机构缺乏必要的行业自律管理和法规规范，导致中介机构降低职业职守，违规违法现象严重，从而削弱了其在社会上的中介地位。同时，在资本市场中，风险投资业务的法律地位和准则明显不足，相关法律尚未制定；各个中介机构还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执业标准体系，各地中介机构都按自行标准开展业务，形成了法度不一、各自为政的局面，从而导致中介机构缺乏信用认知性。
5 对策与建议
（1）各级地方政府应从产业组织的战略高度，选择合适的行业，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引导风险企业走集群化的发展道路。政府应尊重集群的内生性规律，要注重某一区域内主导风险企业的培养，发挥它们的“羊群效应”，通过其产业环节的支解，衍生出一批具有紧密分工与协作关系的关联小企业，进而形成一个相互依存、密切联系的产业技术链，从而推动整个风险企业集群化的成长和网络体系的形成。
(2)风险投资产业集群的成功，人才无疑是第一大要素。为此，要通过实践，发现和培养有潜力的人才；要有计划地把国内有一定风险投资管理经验的人员送到国外发达国家培训；要聘用在国外从事风险投资的华人专家回国工作；尽快建立对风险投资家的激励约束机制。
(3)疏通民间资本转化为风险投资的渠道，实现由单一的政府投入型向多元化投入型发展的转换。为此，我国在目前法律体系的现状条件下，要尽快制定《风险投资法》，为风险投资机构的设立、运作与收益分配提供法律依据。
(4)完善风险投资的服务体系建设。尽快培育中性的风险投资中介机构行业协会，对各机构进行分工与协作，发挥其服务体系的整体功能。加强中介机构的自律建设。完善中介机构的外部法制环境，尽快出台和完善《证券发行和交易法》和《投资顾问法》等各种法律法规。加强从事中介机构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加快各种信息服务业的建设步伐，形成全国统一的、与国际接轨的风险投资中介运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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