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留学生选择回国的原因探讨论文
近日一位朋友回国，在一起喝茶时，谈论到“清朝的留学生为什么不留在海外”这个话题。清朝末年，中国积贫积弱，留学生却大部分选择回国，尤其是精英分子基本上全回来了，中国近代史那进步文明的一页，无不用浓重笔墨书写着他们的业绩。而改革开放多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什么中国出去的留学生大多数不回国，反而削尖脑袋去混一个外国的绿卡？这个话题有些沉重，却令人深思。
这是一组令人揪心的数据：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2年年底，中国已有超过58万人出国留学，有15万多人回国工作(其中公派生为5万多人)，另外16万多人毕业后选择留在国外就业，约27万人还在就读。截至2013年，留学生累计总数达到了150万人，居世界之最。去年的数据显示，归国留学人员却只有39万，滞留在海外的留学生已经超过百万，无论数量还是比例都是世界罕见。
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称，当时中国出生而移居美国的博士约62500人。截至2006年，中国公立研究机构中的博士总数才不过18493人。2007年，被美国高校研究生院录取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居世界各国留学生之首。
自1985年以来，清华大学高科技专业毕业生80%去了美国，北京大学这一比例为76%。不得不承认，我们的高校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为发达国家培养人才。
话题再回到清朝后期，看看那时候国家是如何吸引人才回国的。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前，清政府对数量稀少的回国留学生实行直接授官的政策。1871年，清政府陆续派遣了120名幼童赴美留学，政府规定：这些官费留学生不准半途而废，不准加入外国国籍，学成后不准在外国自谋职业。1877年，沈葆桢对福建船政局派遣的35名留学欧美人员规定：对每一位学生建立档案，记载他们的学习成绩、肄业学堂、实习工厂、毕业文凭、可胜任何种工作等，以此作为回国后任职、奖励的凭证。1890年，总理衙门又对留学生规定：出洋留学3年，回国后可保送各道府直接任职。
根据这些规定，清政府对陆续回国的部分留学生实行了直接授官。1879～1880年间，当首届32名留欧学生相继回国后，清政府对其中成绩优异的7名留学生，授予了一定的官阶、军职。如刘步蟾、林泰曾、陈兆翱给予游击军职，魏瀚被任为知县，留德学生袁雨春为守备，查连标、刘芳圃为千总。1886年、1890年，清政府分别对第二批、第三批留欧学生给予官阶、军职。另外，清政府对回国不久在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留学生给予直接奖励。1886年，闽浙总督杨昌浚对中法战争中表现优异的11名留学生通令嘉奖：提拔郑清廉为游击、陈兆翱为参将、魏瀚为知州、陆麟清为都司、陈和庆等4人为守备、程好等3人为千总。
20世纪初，清政府对日益增多的回国留学生实行考试后给予文凭和官职的政策。起初是举行一次性考试，即举行给出身（文凭）与授官职合二为一的考试。1905年7月，学部对回国留学生进行了审查，并在保和殿举行了考试。考试内容按理化、经史分别命题，其结果有13名留学生通过考试，获得出身和官职的奖励。其中金邦平、唐锷两人被授予进士出身，被任命为翰林院检讨；曹汝霖等4人被授予举人出身，被任命为主事分部学习行走；陆宗舆被授予举人出身，被任命为内阁中书；林启等6人被授予举人出身，被任命为候补知县。
后来，清政府发现一次性考试存在很多弊端：回国留学生日益增多，来不及考试；考生资格不严格，造成学年、专业不分，导致一些学习速成科或普通科（培训班）的留日学生考场走运；给予文凭和官职混为一谈，导致获得文凭者越多，授给的官职也越多，以至于官太多无法安排。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清政府决定将学业考试和授官考试分开。学业考试定期举行，被录取者由学部统一颁发文凭，分别授予进士、举人出身。该文凭可作优先分配工作的条件，又可作参加授官考试的依据。授官考试不定期举行，被录取者，可直接获得各种官职。1906～1909年，清政府对回国留学生先后举行了4次学业考试，共有432名留学生获得学业文凭（出身），从考试科目来看，参加法、工、农、商科的考生较多；从留学国别来看，留日、美的学生录取者最多。这些情况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留学教育发展的特点。
为了对回国留学生实行官职奖励，学部仿照中国历代廷试和外国文官考试办法，制订了授官考试章程11条，其中规定：廷试由钦差大臣和学部共同主持；廷试参加者必须事先获得学部颁发的学业文凭；廷试录取者可直接获得官职，并加以委用。1908～1911年，清政府对归国留学生先后举行了4次廷试，录取了824名，其中799名被授予官职。
授官考试后，清政府对被录取的留学生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内阁中书、七品小京官、知县等，并按所学专业，将他们中的大多数分配到外务部、度支部、学部、陆军部、法部、邮传部、民政部、农工商部等中央政府部门，少数则被分配到各省任职。
清政府采取考试给予留学生文凭和官职的办法，对回国留学生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千百年来官本位盛行，许多青年学生都把科举做官作为唯一上进的出路，正当老式科举制度寿终正寝之时，清政府开辟了留学做官的新路子，这无论对鼓励青年学子出国深造，还是吸引留学生回国做事，都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对于回国多年，在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的留学生，清政府实行了间接提拔的政策。早期留美学生表现优异得到提拔的很多。在邮电管理方面，吴焕荣负责铺设了江西第一条电报线，后任该省电报局长、汉冶萍煤铁公司驻上海办事处主任；陶廷赓先执教于上海吴淞学院，后任湖北电报局局长；此外，袁长坤、唐元湛、周万鹏均担任过邮传部（交通部）电报总局局长。在工矿界、铁路界，他们都得到重用，比如詹天佑。早期留欧学生表现优异者也得到重用，如留欧的刘步蟾、林泰曾、叶祖 、萨镇冰、刘冠雄、魏瀚、陈兆翱等，在海军界均获得重用，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其中魏瀚等人于1883年自行制造了“开济”号铁甲快船。该船拥有2400马力，载重量为2200吨，时速为15海里，均超过以前所造各船。紧接着，他们又造出了均为2400马力的“寰宇”“镜清”两艘铁甲快船。中法战争后，魏瀚等人又赴英国考察更为先进的钢甲快船，并采购了相关原料和配件，经过3年精心设计制造，终于在1887年年底建成了第一艘钢甲快船——“平远”号。
此外，回国留学生在文教方面也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如严复早年留学英国时，兼习文学、法律，回国后历任福州船政学堂、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京师大学堂教习、校长、编订名词馆总办、学部丞参上行走。他学贯中西，博综经史，译著最多，风行国内，成为我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
对归国多年，在工作中贡献卓越的留学生，清政府除了间接提拔外，还实行授予文凭出身的奖励。1907年4月，直隶总督袁世凯上奏朝廷，建议将回国10年以上、政绩突出的留学生詹天佑等人，免试破格授予进士出身。随后，学部向朝廷提议将袁世凯这一建议推广到全国，命令各省督抚广加察访，对归国10年以上、贡献大的留学生赐予出身，以奖励后进。后经朝廷批准，各省督抚推荐了23名预备人选，其实绩、著述均上报到学部。1908年11月，朝廷委派钦差大臣梁敦彦等人会同学部，分别对这23名预备人选进行了反复审查，最后确定了19名回国留学生免试获得出身，其中詹天佑、魏瀚、郑清廉等7人获得工科进士，严复等5人获得文科进士，刘冠雄等7人获得工科举人。
总之，清政府以文凭、官职为诱饵，刺激了留学生回国投身洋务和新政活动，也提高了他们的工作热情和社会地位，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政策，它对清末乃至中国近现代留学教育的发展所产生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
一个国家的发达与否取决于人才，人才立国这是人所共知的。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曾经多次呼吁留学生学成回国报效祖国，然而，这种呼吁收效甚微。
原因何在？有数据显示，当教育经费占GDP5%以上、研究开发经费占1.9%以上、科学家工程师人均研究开发经费6万美元以上、从事研究开发的科学家每百万人口有1500人以上时，归国的海外人才会大幅增加。其实，这仅仅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国家对确有真才实学的国内大学毕业生和海外留学生是不是做到了人尽其才，给他们提供了可以施展才华的公平竞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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