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好人一个幌子的纪实故事

近来遭遇了一件极为不幸的事，之所以说不幸，并非因为自己的损失，全在于事情发生之后朋友给予我的压力。

那天傍晚，我像往常一样坐地铁回住处。在天桥下，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子带着十多岁的孩子向我诉说她们的不幸：行李被盗，如今身无分文，她们迫切需要打个电话以便获得亲人的帮助。作为这座城市的外来者，我对这样的处境感同身受。就在半个月前，我拿着缺乏电力支持的手机在大街上寻求人们的帮助，但却没有一个人施以援手。于是我第一时间把手机递给了她，不料通话结束后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她继而向我诉说她的遭遇，而我也陷入了她们的道德陷阱，先是帮她们买了地铁票，然后给了她们一百块钱现金。我们像老朋友一样握手，她告诉我第二天傍晚会打我电话请我吃饭，而我也信以为真，留下了电话号码。当然，如同一切现实题材影视作品预设的那样，我没能等来这位“朋友”的电话，她逃之夭夭，像一位蹩脚的前锋偶然拾得一次打空门的机会，说不定在过去的时间里兴奋得要命，而我就是那个该死的空门。

被骗以后，我只和少数几个朋友说了这件事。在得知我被骗的经过后，有人不仅未对我“深表同情”，甚至还嗤之以鼻，认为我智商有问题，因为此前在其他城市我也有过类似的遭遇，只是没有这次来得严重。我告诉他们这次的遭遇并非因为自己的智商出了问题，相反，之所以被骗，恰恰是经过思考后的理性选择：我不愿意无凭无据地怀疑一个向我祈求怜悯、寻求帮助的人，与其无理由地怀疑，我宁愿选择自投罗网。

我再也不敢和其他朋友说起这次遭遇，因为每一次诉说都会落得丢人现眼的下场，都无一例外成为自己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凭证。如果将此前的经历视作是文明行为，它带给我的恰恰是无限的压抑，我成了某些人物的替身，比如傻根，只是值得庆幸的是，我尚没有到他的境界——哦，不，应该说我没有退化到他们那“智商低下”的程度。

闲暇之余，每当想到自己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智商低下”，又忍不住要谴责那些“老朋友”们：他们利用了这个社会糟糕的现实，在这个现实里，一些人道德沦丧，甚至将自己武装成受害者，从现实中获利，成为这片土壤里生存能力强大的一分子。他们以弱者的身份亮相，训练有素，就像一群科班出身的演员，因为是演员，他们收获了口粮，因为是演员，他们上演文明的悲剧。

有人安慰我说，从这样的经历看出我是一个善良的人，然而，这个时代的悖论是善良的人却活得不幸福。文明与幸福总是矛盾重重。

记得读书时看到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憾》一书中认为，文明恰恰是人类幸福的障碍，人越文明，就生活得越压抑。当然，他针对的是文明对本能的抑制。然而，如果将人的幸福视作是个人生活的幸福，加塞特“文明的第一要义就在于共同生活的意愿”，恰恰表明文明人个人幸福的遥不可及。尤其是在一个不文明的社会中，受伤的往往是那些文明人。

记得前些年，有些地方的警方在火车站打出“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标语，一时舆论哗然。事实上，如果不把警察视作冰冷的国家机器，而将其当作知心的朋友，这样的提醒不仅有必要，而且非常及时。因为在类似火车站这样的场所，听信警察叔叔的温馨提醒，做一个冷漠的围观者，或许是安全、幸福的最大保障。

值得回味的一个细节是，当初在交流的过程中，我的确体会到了对方“瞎猫碰上死耗子”的兴奋感，只是观望自己善良人性的意愿最终战胜了逻辑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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