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的意义指称和意义使用分析论文

摘 要：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经很多了，角度的不同，会得到不同的体会。从时代背景去看亚里士多德在意义指称和意义使用，可以得到关于它不一样视角。就意义指称而言，先贤哲学家指称上的不足上，使得本文采用了常识世界中所形成统一日常语言体系下在意义指称上的完善；就意义使用上与理性结合，从而更注重语言使用合理性、完整性和系统性，而不是过分强调意义的色彩，即“意义即使用”；这些都是作为对它分析的切入点。进而可以更深入的理解百科全书似的哲学家对自我语言意义完整性表达的要求。

关键词：形而上学；时代；常识；意义指称；意义使用

一、亚里士多德语言意义变化之源。

罗素曾说过：“当我们要去了解和研究哲学家的思想的时候，我们既不崇敬也不蔑视，而应首先要有一种假设的同情，直到可能知道在他的理论里有些什么东西大概是可以相信的为止，然后才可以重新采取批判的态度。”[1]也就告诉我们，在阅读过程中我们既要理解，也要思考，还要反省。那么请允许我首先看看亚里士多德的生活、写作背景。亚里士多德生活在雅典政治、军事逐渐走向衰落的时期，和强盛的伯利克里时代相比，整个希腊世界处于急剧的动荡之中。其中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使得最为显赫的雅典和斯巴达两大城邦两败俱伤。这场战争与我们曾经战乱频发的春秋战国时期一样，打乱了人们生活的节奏，看到了光环世界下不同的景象。此时，北方带有异族味道的马其顿王国却异军突起，直接威胁希腊其他城邦安全。公元338年，马其顿国王菲利浦指挥他的军队激战四方，在战争结束后成为希腊的霸主。[2]文化上，雅典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却未被阻断。当时“希腊的学校”——雅典，仍然是一切追求知识渴望真理的青年所向往的地方，汇集着全希腊的学者，其活跃学术气氛仍然未见衰弱。其中哲学先贤苏格拉底、柏拉图璀璨星河。[3]因此，这种政治、战争、民族、文化等的激烈碰撞，便培养和造就了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或许更精确的和不一样看、写世界的眼光和态度。

亚里士多德之前已有很多的先贤对哲学开始了探索并提出了从现实生活中问题的思考，形成了一定的哲学语言比如泰勒斯的“水”、特别是毕德哥拉斯的“数”、巴门尼德的“是者”和他的老师柏拉图的“相”，将我们从现实世界带到了“梦境”世界，但是它们却在这样的生活时代具有不完美、跳脱的味道。基于对现实生活不适应的地方，亚里士多德对他们的哲学语言需要的是完善。从而，在我看来，时代背景下的亚里士多德更多的是从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出发去考量语言，进而达成他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形式。

二、从《形而上学》看意义指称的完善和意义使用下的语言表达倾向

1、常识语言下的世界，意义指称的完善。

面对前人的实体本原论（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美尼的“气”、赫拉克利特的“火”等）、非实体本原论（巴门尼德的“是者”等）加上柏拉图的理念论中的“相”在意义和指称上的不足，在本书中，亚氏希望更清晰表达从人们日常生活能够看到、听到、想到等角度结合理性来去完善，即在语言的运用上使理性（意义）与现实（对象）一一对照完善，以便人们思维清晰。其形成的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即“四因说”，就是这样的产物。我们可以看到“四因”中，他更加侧重于质料因和形式因。[4]因而，我就质料因和形式因去解读其在这两个方面的意义指称完善。从质料因来看，亚里士多德从日常生活中找出了他们在实在本原和非实在本原上的不足，然后对实在的本原论与非实在本原进行了调和，将原本在世界上能看到的，同时却不足以生成万物的事物作为了自己的质料一一对照。这样的对应形式必须结合他的形式因而言，否则就无完整的意义。其次从形式因来看，对柏拉图的理念论和巴门尼德的“是者”的无定性，亚里士多德采取了再加工，将它们拉回到现实生活世界，使语言上形式对应实在意义下我们能看到的、感知的世界，不再飘渺。从而避免人们在认识时对形式的过于关注，同时也避免对实在的无从把握。其语言自成体系，是相互关联的。但这里不是说他的语言脱离了语言自身体系而独立存在，而是说他的语言是在语言体系下的私人化。如果我们再局限的只去看它的所表达出来的个体形式和质料属类方面，我们看见从一个个体与其他个体的共同特点而言，它们来自于同一的形式规范 ，它与它所属的类概念关联起来，而类规定了这一个体的“形式”，同时作为一个个体的独特性，质料是构成这一个体的所在，便将每一个体和其意义的对应关系纳入作为其统一的语言世界之中，并且为每一个体设定了一个高于它自身的形式规定，进而使得这一形式规定往往会处于特定个体之外。在语言的表达的精确性上，指称和意义不再是简单的或者是纯抽象的对应。

为进一步说清楚他的语言意义指称的完善，我们还需要提到其后面的潜能和现实的区别和结合。在讲潜能和现实之前，我们应该清晰的认识到赫拉克利特的事物是永恒运动的观点对他的影响。这样事物不再是超时间的、永恒的、不变的，而是在现实世界之中的；事物是不断的产生和变化；进而肯定了事物的存在性。那么潜能是倾向于某一目的就对应着我们可以看到的事物发展变化的中存在着其他不确定的因数，而不再仅是自身的、自发的。虽然他并未告诉我们这个因数是什么，但是却并不扰乱潜能的意义指称。就现实而言，可以看到现实是和他物的对应，形成潜能在他物之中，或者作为他物在其自身之中，这样也是常识下的语言意义指称可以明确而不用多言的。现实和潜能的自然区分和结合很容易让我们看清，其实事物的发展变化有着内在的和外在的相结合的过程。从而使我们可以在自然的世界里生活，而不必额外给自己带来负担，并去向别处。

其语言意义指称就像罗素所说：所有语词的简单意义都是代表和自身不同的那个符号。[5]

2、意义使用下的语言表达。

亚里士多德关于“实体”观念是基于对米利都学派发展到柏拉图的理念论的继承和调和。我们可以看到从米利都学派的单一或多个实在性实体，比如：“水”、“气”、“火”、“原子和虚空”等，发展到巴门尼德的“是者”，再到柏拉图的“相”，从实在性的简单认识进步到脱离具体物质基础上的两步抽象认识，使得人们将“实体”从现实世界带到了“梦境”世界，其实给人们带来的都是不明确的世界图景。亚里士多德认识到其整个过程中个别和理念的不足之处，进而提出 “第三者”悖论，然后将两者以理性的视角自然的融合，这种继承和调和表现在其对质料与形式问题使用上，在语言的表达中明显的带有统一性风格下，不失去语言和事物一般意义情况上，更注重语言使用合理性和完整性，而不是过分强调意义的色彩，即“意义即使用” 《语言哲学》陈嘉映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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