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为谁升起

朝阳为谁升起?为热爱生活的人升起!迷茫的学生时代，三毛一遍一遍地，不厌其烦地这样告诉我。

那只小猪又胖了起来。

猪小，肚子里塞不下太多东西，它也简单，从不要求更多，喂那么两件衬衫、一条长裙、一把梳子和一支牙刷，就满足的饱了。我拍拍它，说：“小猪!我们走吧!”

窗外，又飘着细雨，天空，是灰暗的。

拿起一件披风，盖在小猪的身上，扛起了它，踏出公寓的家。走的时候，母亲在沙发边打电话，我轻轻的说：“妈妈，我走了!”“你吃饭，火车上买便当吃!”母亲按住话筒喊了一声。

“知道了，后天回来，走啦!”我笑了一笑。

一个长长的雨季，也没有想到要买一把伞。美浓的那一把，怕掉，又不舍得真用它。

小猪，是一只咖啡色真皮做成的行李袋，那一年，印尼　里岛上三十块美金买下的。行李袋在这三年里跟了二十多个国家，一直叫它小猪。用过的行李都叫猪：大猪、旧猪、秘鲁猪、花斑猪。一个没有盖的草编大藤蓝，叫它猪栏。

其中，小猪是最常用又最心爱的一只。人，可以淋雨，猪，舍不得。出门时，母亲没有追出来强递她的花伞，这使我有一丝出轨的快感，赶快跑下公寓的三楼，等到站在巷子里时，自自然然的等了一秒钟，母亲没有在窗口叫伞，我举步走了。右肩背的小猪用左手横过去托着，因为这一次没有争执淋雨的事，又有些不习惯，将小猪抱得紧了些。

只要行李在肩上，那一丝丝离家的悲凉，总又轻轻的拨了一下心弦，虽然，这只是去一次外县。每一个周末必然坐车去外县讲演的节目，只是目的地不同而已。

可是，今天母亲在接电话，她没有站在窗口望我。

车子开过环亚百货公司，开过芝麻百货公司，开过远东百货公司，也慢慢的经过一家又一家路边挂满衣服的女装店。雨丝隔着的街景里，一直在想：如果周末能够逛逛时装店，想来会是一种女人的幸福吧!那怕不买，看看试试也是很快乐的，那么遥远的回忆了，想起来觉得很奢侈。

小猪的衣服，都旧了，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买新的。在台北，一切都很流行，跟不上流行，旧衣服也就依着我，相依为命。这一份生命的妥贴和安然，也是好的，很舒服。

候车室里买了一份《传记文学》和《天下杂志》，看见中文的《汉声》，虽然家中已经有了，再见那些米饭，又忍不住买了一本。这本杂志和我有着共同的英文名字，总又对它多了一份爱悦。“你的头发短了两寸。”卖杂志的小姐对我说。

我笑了笑，很惊心，头发都不能剪，还能做什么?卖杂志的小姐，没有见过。

剪票的先生顺口说：“又走啦!”

我点点头，大步走向月台，回头去看，剪票的人还在看我的背影，我又向他笑了笑。

那一班午后的莒光号由台北开出时很空，邻位没有人来坐，我将手提包和杂志放在旁边，小猪请它搁在行李架上。

前座位子的一小块枕头布翻到后面来，上面印着卖电钻工具的广告，位子前，一块踩脚板。大玻璃窗的外面，几个送别的人微笑着向已经坐定了的旅客挥手，不很生离死别。

月台上一个女孩子，很年轻的，拎着伞和皮包定定的望着车内，走道另一边一个大男孩子，穿灰蓝夹克的，连人带包包扑到我的玻璃上来，喊着：“回去啦!回去嘛!”

女孩也不知是听到了没有，不回去也不摇头，她没有特别的动作，只是抿着嘴苦苦的笑了一下。“写信!我说，写信!”这边的人还做了一个夸张的挥笔的样子。这时候火车慢慢的开了，女孩的身影渐渐变淡，鲜明的，是那一把滴着雨珠的花伞。车厢内稀稀落落的乘客，一个女学生模样的孩子坐得极端正，双手没有搁在扶手上，低着头，短发一半盖在脸上，紧并着膝盖，两脚整整齐齐的平放在踏板上，手里的书，用来读，也用来盖住脸——那本书成了她的脸，上面写着《音乐之旅》。身边又靠了一本，是《观人术》。

她的两本新书，我都有，这个景象使我又有些高兴，顺便又观察了她一眼。这个孩子是一枝含羞草，将自己拘得很紧张，显然的孤单，身体语言里说了个明明白白。火车，对她来说，是陌生的。

告别那个月台女孩的男孩，放斜了位子，手里一直把玩着一个卡式小录音机，开开关关的，心思却不在那上面，茫茫然的注视着窗上的雨帘。

出发，总是好的，它象征着一种出离，更是必须面对的另一个开始。火车缓慢的带动，窗外流着过去的风景，在生命的情调上来说是极浪漫的。火车绝对不同于飞机，只因它的风景仍在人间。车到了桃园，上来了另一批挤挤嚷嚷的人，一个近六十岁的男子挤到我的空位上来，还没来得及将皮包和杂志移开，他就坐了下去，很紧张的人，不知道坐在别人的东西上。那把湿淋淋的黑伞，就靠在我的裙子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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