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

中国将走在数字经济时代的世界前列？有关数字经济时代的数字劳动知识，下文就是一些，欢迎大家阅读与了解。

在全球化和大数据兴起的时代背景下，数字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随着ICT(信息通讯技术)和数字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劳动同样成为当今世界和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可小视的劳动形式。作为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信息沟通交流与传播媒介事务研究所(CAMRI)主任，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教授同时也是数字信息方面相关刊物的编辑，该刊侧重于信息沟通交流、资本主义及批判领域等方面。福克斯关于数字劳动的思想理论体系所进行的系统研究，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当代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界定数字劳动的两种路径

“数字劳动”一词，最早出现在意大利学者蒂齐亚纳·泰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的《免费劳动：为数字经济生产文化》(2000)一文中。随后，以“数字劳动”为主题的学术会议陆续召开。2014年，英国学术期刊《传播、资本主义和批判》组织刊发了题为《全世界哲学家团结起来，理论化数字劳动和虚拟工作》的论文集。其中，福克斯教授详尽地阐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数字劳动批判性理论。同年，他出版了《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一书，对数字劳动思想进行了系统阐发。

从学界对数字劳动概念的界定看，大致可分为两种路径：一是后结构主义者的文化研究路径，以蒂齐亚纳·泰拉诺瓦为代表;二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经济学路径，以克里斯蒂安·福克斯为代表。

文化研究路径认为，数字劳动是和传统物质劳动有着显著区别的“非物质化劳动”模式。在泰拉诺瓦看来，数字劳动是免费劳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指知识文化的消费被转化为额外的生产性活动，这些活动被劳动者欣然接纳的同时，劳动者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剥削。因此，他将数字劳动者称为网奴，并认为数字劳动普遍存在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

福克斯对数字劳动概念作出了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具体阐释和解构。在他看来，数字劳动是指知识文化的消费被转化为额外的生产性活动，这些活动被劳动者欣然接纳的同时，劳动者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剥削。数字媒体领域是文化产业和文化劳动一个特定的子系统，数字劳动是涉及数字媒体的生产和生产性消费的文化劳动的具体形式。数字劳动是生产性劳动，包括硬件生产(制造者)、内容生产和软件生产者(作曲者)的劳动和生产性使用者(生产消费者、演奏者)的劳动。

福克斯指出，数字劳动是异化的劳动：数字劳动与自身异化、与工具异化、与劳动对象异化、与劳动产品异化。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媒体行业中，可能遭遇异化和剥削的不同形式。

福克斯还指出，数字劳动的不同形式是和数字劳动的国际分工(IDDL)相联系的，其中，所有劳动都是必需的，因为数字媒体的存在、使用和应用是非联系的、孤立的，并且固化成为一个系统的部门。IDDL概念的好处在于，突出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关系，以及在阶级斗争过程中资本试图通过降低整个薪水成本(通过生产过程的全球扩散)来增加利润。它也是一个围绕工人反对资本主义重建的负面效应而斗争的概念。

数字劳动：基本维度和基本形式

数字劳动的基本维度包含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商品化、意识形态、剥削和主体性等方面。不论是在后结构主义理论框架中理解数字劳动，还是沿着传播政治经济学之父达拉斯·斯迈兹的路径展开分析，或是以文化批判理论的视角进行审视，均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学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学者探讨了信息资本主义和互联网的剩余价值计算问题，认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可能并不与数字劳动时间(用户关注时间)相关，而是日益依赖于金融市场;也有学者分析了数字化时代生产方式的转变，并采用过程哲学、客体导向的本体论等概念，探讨如何衡量数字劳动的问题。福克斯则回到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角度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意识形态理论、阶级分析法，并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斯迈兹和马尔库塞的观点，对数字劳动的维度展开全面的分析与探讨。

当前，学术界所谈的数字劳动主要包括三种形式。一是互联网专业劳动，通常指由拥有一定技术知识的人员所进行的与技术性相关的工作，包括程序编程、网站设计、应用软件开发等，以及非技术性人员所进行的管理与日常工作。二是无酬数字劳动，是为数字媒介公司生产利润却得不到报酬的在线用户劳动。无酬数字劳动具有以下特性：固有的自治权、受剥削的本质、存在对抗与斗争的主体力量、协同合作的内在本质、对主体性建构的生命政治影响。三是受众劳动与玩乐劳动。与彰显了用户生产性与主体性(如个人信息发布、网页创建、资料上传等)的劳动形式相区别，受众劳动以用户的消费性为特点，是用户在互联网上阅读、浏览与收听时所进行的消费活动，这些行为被资本积累所觊觎，是媒介生产的一部分。玩乐劳动则主要指用户为了获取乐趣在网络上进行的一系列具有娱乐性质的活动，如闲聊、网络游戏、音乐欣赏与影视观看等，这些活动也为媒介公司生产了更多的资源和数据。这种形式消解了传统的玩与劳动的对立关系，模糊了娱乐与工作的时空边界。

通过对数字信息技术产业的全球生产案例分析，福克斯指出，数字劳动不仅仅包括数字内容生产的形式，还包括农业、工业、信息等劳动形式，正是这些劳动形式使数字媒介得以存在和发展。在他看来，古典奴隶制、封建主义以及一般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存于当今ICT价值链中。例如，被奴役的非洲矿工萃取数字产品所需矿物质所面临的极其恶劣的劳动条件，新帝国主义通过工程外包从印度软件工程师的劳动中榨取超额利润，等等。这些不同的数字劳动剥削方式，构成了一个全球的剥削网络，创造了资本主义在ICT行业的各种利润形式。因此，尽管在全球价值链下，存在着不同形式的数字劳动的国际分工，但所有劳动形式的共同特点是，人类的劳动力被剥削。

数字劳动：挑战及启示

在带来信息化、便捷化的同时，数字劳动背后所包含的社会现实问题亦十分严峻，数字劳动的异化导致大量工人失业，贫富差距加大。福克斯指出，商品经济时代，劳动工人是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力量;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化技术所赋予的数字劳动使得数字一体化占据了市场的核心地位，这意味着劳动工人将逐渐被数字化劳动技术所代替。这一转变要求政府和社会在转型中扮演好“转型调控”的角色，让更多的知识型就业者通过专业化的数字技术培训参与到数字劳动这一新的发展平台上，更好地服务于民，服务于社会。同时，应该加大对普通劳工的上岗培训，帮助他们在数字时代有更大的发展和晋升空间。

福克斯认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与通信技术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位置与形式，将劳动的场所从工厂转移到网络、转移到个人的电脑与手机，并通过宣传和意识形态灌输让人们心甘情愿地免费劳动。然而归根到底，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没有变——只能说是变得更残酷了。但是，当资本家通过科技工具剥削劳动者，同样的工具也在增强劳动者的能力并帮助他们团结起来，使他们有可能在他们熟悉的数字世界里反抗资本家的剥削。同样地，面对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对人类生活的冲击时，应该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与正义，减少对劳动者和使用者的剥削。

正如批判理论告知我们为了一个更好的世界要进行潜在和实际的斗争一样，数字劳动的理论和分析对于我们借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去研究“互联网+”及经济领域的现实问题，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视角，这也表明了超越资本主义的一种可能性。

专家：中国将走在数字经济时代的世界前列

以电子商务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不可忽视的新动力，中国未来如何掌握世界数字经济贸易的话语权，通过“互联网+”打通产业链条，已是迫切需要产业与学界产生共识的战略问题。

10月27日下午，由中国云商协会主办的首届中国数字经济高峰论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与会专家在产业基础、规则制定、技术发展、创新突破等方面交流探索。

中国将走在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时代的世界前列

随着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特别是电子商务发展成就令世界瞩目，中国需要在世界经济贸易中掌握话语权，拥有制定规则的影响力。

国务院资深参事，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表示，当前中国在信息制造企业、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人才以及国内外市场需求方面拥有雄厚的基础，需要而且能够在未来的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中走在世界前列。

商务部内贸专家委员会主任、原商务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黄海指出，现在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世界的公认，因为中国不单是市场大，关键是商业模式，包括技术都处于前列。未来要在世界数字经济贸易规则方面发出中国企业的声音，反映出中国企业的需求。

数字经济的安全需要网络技术支持和法律保障

国家工信部电子科技委副主任、中国信息产业商会执行会长张琪教授表示，从90年代我国银行卡产生之初，同行异地业务、跨行通存通兑都不能实现，到现在中国的银联卡现在在150个国家网络覆盖，这是一个不小的跨越。物联网是下一代的互联网，“金卡工程”在2000年率先启动了物联网的应用，期望通过万物的互联，实现智能化的管理和未来智能化的世界。

数字经济依托技术的进步，但现今的互联网并非安全，中国需要建立自己的安全网络，从而在日新月异的环境下拥有可靠的网络基础。

中国自动化协会专家咨询会委员刘亚东指出，Internet本质是不平等、不公平的体系，美国掌握资源分配权利，占据全球资源的3/4。Internet本身没有安全机制，用户自我防护先天不足，不能实现安全保障。同时美国利用技术优势和网络安全机制缺陷，对所有出口软件埋下木马，监控全世界。

刘亚东认为，未来网络安全的新体系必须要实现三个转变：一是要从被动防御转为主动安全管理，将安全体系建立在严密的标识鉴别管理之下，实现被动防御到主动安全管理;二是计算机层面的对抗到认证技术，它的核心是密码技术，替代计算机层面的对抗，彻底改变实现安全前提;三是一对一策略和方法改为统一策略方法，统一策略和方法到认证技术上，形成一对多的系统解决方案，不再被攻击者牵着鼻子走。这种方法策略要达到的目标是从根本上对病毒免疫，无须再为查杀病毒木马耗费资源。

数字经济的安全保障，除了网络安全技术，也要有法律法规体系的约束。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际注册高级金融分析师、国际注册特级职业经理人李广琛建议，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体系，构建多层次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加强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李广琛指出，我国现行的金融法律，如《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立法基础是传统金融行业和传统金融业务，鲜有涉及互联网金融相关内容;与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相比，我国相关领域的立法进程较为缓慢，目前涉及互联网金融相关内容的法律仅包括《刑法》、《电子签名法》等。

把握“互联网+”机遇必先研究行业发展的本质

对于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来说，认清所处领域的本质，才能把握良机，驾驭“互联网+”的快车。

李广琛表示，“互联网+”是利用互联网技术改造传统行业、社会以及整个经济体系。这个“战场”的核心不再是眼球和流量，而是整个商业模式和组织形式的改变。

新华网多媒体产品中心总监、移动互联网事业群副总经理刘宏伟指出，移动互联网最容易在大国成功，因为大国人口基数大，任何好的创意都容易积累成百上千万的关注度和粉丝。对中国企业家而言，这是最好的“弯道超车”的时代。以出租汽车公司和滴滴、Uber打车软件为代表的冲突，出现了技术革命爆发，倒逼改革，这也成了这个阶段最显著的行业特征。

中国云商协会会长李踊指出，正确的决策建立在准确理解产品本质的基础上，包括其优势与局限。研究显示，大部分电子商务从业者并不清楚其业务、产品的本质与优势，以致回报率低，在创业初期的两三年内倒下。因此，“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广大创业者，有必要对产品、行业进行深入研究。同时，鼓励“双创”的地方政府也应对当地的特色物产、文化资源以及政商关系有本质上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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