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惟其是脆嫩论文欣赏

试论惟其是脆嫩论文

作家间的互动自然也会有“不友善”，因而令对方“不愉快”之处。冰心和林徽因之间的一些颇带较劲味的连续互动行为就是典型的事例。详细内容请看下文试论惟其是脆嫩。

最引人注目的节目是冰心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所引发的反响，直到近年还有余响——所谓“林徽因冰心两大才女的恩怨情仇”之争，似乎成了近年热议的一个焦点问题。然而，这“两大才女”间的文学过节是否仅限于“太太的客厅”的范围，而其意义是否也仅限于文人相轻的意气呢?余窃有疑焉。因为，稍微扩大点视野而又仔细点观察的话，研究者就不难发现，所谓冰心与林徽因的文学过节，乃是一个比《我们太太的客厅》发生更早、范围更大、延续更久的连续互动过程，而其互动效应也相当复杂、意义更耐人寻味，远非一般所谓文人相轻、才女争锋那样简单。

查冰心与林徽因之间的文学过节，其最初的迹象据说是冰心在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创刊号(1931年9月出刊)上所刊《我劝你》一诗。此时的冰心已经搁笔一段时间了，但出于对丁玲文学才华的赞赏和不幸遭遇的同情，冰心还是提笔写了这首诗，以表示对丁玲的支持;而应丁玲之请去向冰心等北方女作家约稿的乃是沈从文，他既曾是丁玲的好友，更把林徽因视为生活和文学上的知音，所以当他从冰心那里拿到《我劝你》一诗后，立即敏感到这首诗的讽劝似有所指。对此，沈从文在1938年的一篇文章里有婉转的暗示：

冰心女士是白话文学运动初期人所熟知的一个女诗人。……直到她搁笔那一年，写了一篇长诗给另一个女人，告那人说，“惟有女人知道女人的心。”“诗人的话是一天花雨，不可信。”那首诗写成后，似因忌讳，业已撕碎。当那破碎原稿被另一个好事者，从字篓中找出重抄，送给我这个好事编辑时，我曾听她念过几句。……那首诗是这个女诗人给另一个女诗人，用一种说教方式告给她不宜同另一个男诗人继续一种友谊。诗人的话既是一天花雨，女诗人说的当然也不在例外，这劝告末了不免成为“好事”。现在说来，已成为文坛掌故了。

沈从文所说的冰心长诗，显然指的是发表在《北斗》上的《我劝你》，只是沈从文凭记忆援引，个别字词与原作有点出入，如“惟有女人知道女人的心”当作“只有女人知道女人的心”。看得出来，尽管沈从文下笔也有所顾忌，但他所谓“那首诗是这个女诗人给另一个女诗人，用一种说教方式告给他不宜同另一个男诗人继续一种友谊”，其实已经近乎说破了——在那时的北京文坛上，除了冰心“这个女诗人”而外，那“另一个女诗人”及与其有特殊友谊的“另一个男诗人”，不就是林徽因和徐志摩么?并且，林徽因和徐志摩也恰好与冰心一同在《北斗》创刊号上发表了诗。事情如此巧合，很可能让所谓被讽劝者颇觉尴尬吧，但事实上，《我劝你》并未讽劝住什么人。到1933年9～10月间，冰心又在京派文学主阵地《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连载了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也立即被眼尖的京派文人看出来是讽刺林徽因及其沙龙文友之作，所以据说这篇小说不仅让林徽因本人很生气，而且几乎招致了京派文人们的“众怒”。比如一向温厚的李健吾在10年之后，还颇动感情地指证说：

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她(指林徽因——引者按)，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察庙宇回到北平，她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时叫人送给冰心吃用。她们是朋友，同时又是仇敌。……{1}

由于沈从文和李健吾都是人文俱佳、普受尊敬的作家和批评家，话既然从他们口中说出，那就不由人不信其为事实了，那也就难怪“林徽因冰心两大才女的恩怨情仇”成了近年的学界热门话题，网络上更把此事炒成了两位女作家到底谁才高、甚至谁美貌的较劲了——从网上那么多“冰心为什么嫉妒林徽因”的帖子来看，林徽因的粉丝显然多于冰心。网络炒作的非理性可以无论矣，介入论争的冰心、林徽因研究者都是严肃的学者，但若情不自禁地以各自研究对象的拥护者自居，也难免会因个人的偏爱而把问题的讨论引向简单化以至庸俗化。其实，揆诸情理，平心而论，才女也罢、女作家也罢，也都是凡人，她们之间的关系有合有不合、彼此看得入眼或看不入眼，都是人之常情，倘若她们只是相互恭维或只要对方恭维叫好，那倒未必是好事——谓天下之美尽在是矣，非美之也，是谀之也，此所以冰心对林徽因有看法，也并不是什么罪过，林徽因研究者大可不必为此愤愤不平，冰心研究者也无须为此而苦心替冰心弥缝，仿佛不为她解脱干系就心不自安似的，这又何苦来着。

事实上，简单化的倾向在沈从文和李健吾当年的言论里就已肇其端。他们所谓讽劝或讽刺林徽因之说，原不过是他们基于个人阅读感受和个人偏爱而来的猜测之词，冰心自己既没有宣布说她写那些作品是讽刺林徽因，谁又能断言她必定有那个意思呢——她的作品也明明题为《我劝你》和《我们太太的客厅》，而非《徽因，我劝你》和《林徽因的客厅》呀。当然了，我这样说似乎有点跟两位前辈抬杠的味道了，那么我愿意坦率地承认，我倒是倾向于相信冰心这些作品里确有林徽因的影子，否则林徽因的好友们也不至于一眼就认出了女主人的原型、林徽因自己也不至于如李健吾所说生气到给冰心送醋的地步了，而这些反应不也反证出冰心抓取林徽因的某些做派确也拿捏得很准么?可问题是，即使在冰心的这些作品里有林徽因的影子，那也不能简单地说她就是直接针对林徽因的“多事”讽劝或有意“讽刺”，更难说冰心的讽刺是由于她和林徽因是什么“仇敌”云云。因为，一个作家的创作总是基于自己的切身经验以及观察周围世界而来的间接经验，当他觉得这些经验足够典型、值得一写的时候，自然会把它们写进创作里去，而进入创作里的经验也必定会有所增删、变形、夸张，才能成为更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典型，也因此一个稍有素养的读者(更无论沈从文、李健吾那样的高级读者了)，从某一作品里看到自己的以及熟人的某些影子，自不必大惊小怪，更不必简单地把文学形象与自己或自己的熟人划等号。对这样一个文学常识，身为名批评家兼作家的李健吾不可能不知;而身为名作家的沈从文自己就不止一次地这么创作过，他的小说《八骏图》和《自杀》就是着名的两例。有一位迂执的教授曾自动与后一篇中人对号入座，以为那作品是骂他的，沈从文不得不写信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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