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让我们仰望星空吧励志人物故事
《三体》“居然像一本小说了”
在80后、90后的读者中，这位60后作家被昵称作“大刘”。他是山西阳泉娘子关电厂的一名计算机工程师，一个圆脸平头的中年人。戴眼镜，出差用的旅行包中装着扁长的牛皮纸信封，信封里装着散装的茶叶。
有人认为，这位标准国企技术人员模样的科幻作家，正在“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的科幻提升至世界水平”。在刘慈欣看来，作为一个科幻迷，自己只是做了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写科幻。他说：“中国的科幻迷很像中国的球迷。”但也有不同，“球迷很少亲自下场踢球，科幻迷当到一定程度，大都不可避免地写起科幻来。”
在博客中，他感叹：我们这些科幻迷中“只有极少数最后能幸运地发表作品，大多数作品都只能在网上发表，我们在昏暗的网吧中一字一句地输入自己的科幻小说，它们中有些像《战争与和平》那么长……”他是幸运的，去年刚出版了一套“《战争与和平》那么长”的三部曲小说——《三体》。
一位铁杆科幻迷用科幻的方式评价了这部作品：《三体》后，世界上的人将分为3种：没看过《三体》的；看过《三体1、2》而没看过《三体3》的；看过《三体3》的。而另一位批判性的读者则指出：《三体》完成了其他科幻小说所不能完成的任务，“它，居然像一本小说了。”
《三体》世界中，刘慈欣虚构了一群外星人，在他们生活的世界，有3颗太阳，没有人知道下一秒是春、夏、秋或冬——那是来自数学家庞加莱的一个结论：三体问题不可解。那是个灾难毫无征兆的世界，有一天，居民们终于醒悟，他们决定移民，目标是地球。
刘慈欣时代
刘慈欣祖籍河南，1963年出生，长于山西阳泉。用百度搜索，阳泉的知名人士包括李彦宏和刘慈欣。
刘慈欣看的第一本科幻小说是从父亲的藏书中找到的一本凡尔纳。大学时，他经常眯着近视的眼睛在新华书店柜台前让服务员给他拿新书，每年出版的科幻小说他能全看完，“不是我牛，那时候书比较匮乏，一年就出那么几本。”
1981年，看到了翻译引进的阿瑟·克拉克小说《2001》，他至今记得，30年前的一个冬夜，读完那本书，出门仰望星空，“突然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壮丽的星空下，就站着我一个人，孤独地面对着这人类头脑无法把握的巨大的神秘……”
十多年后，几乎与女儿的出生同步，刘慈欣的科幻作品开始变成铅字。至今，他已蝉联5届中国科幻银河奖，中国科幻正处于“刘慈欣时代”。
科幻文学有它的尴尬。刘说起与山西作协的人一起去国外，主流文学出身的老作家叮嘱他，“千万别跟人说你是写科幻的。”科幻的读者群也注定要比一般的大众文学更窄，“盗墓笔记那种流行读物，绝对不止十几万的销量。”销量超过15万的《三体》，是90年代后卖得最好的科幻作品。
博客中，刘写过很多对中国科幻的历史回顾、思考，然而，说着说着，他又会很郑重地嘟囔：喜欢科幻，不是读者的义务，得给他们个好故事。
年轻时，刘喜欢过俄罗斯文学，不过“那种形式太写实、太凝重，不适合科幻。科幻要空灵。”尽管如此，刘还是写过一些比较写实的科幻。他认为，自己小说中最写实的一篇是《地火》。
《地火》说的是一个矿工子弟立志发明新技术改变煤矿工人命运的故事。刘慈欣把小说主人公的名字起作刘欣。他写道：“刘欣恍惚着拿起父亲的饭盒，走出家门，在1978年冬天的寒风中向矿上走去，向父亲的二号井走去。他看到了黑黑的井口，好像有一只眼睛看着他，通向深处的一串防爆灯是那只眼睛的瞳仁……”给井下送饭，是刘小时候常干的。
他说，还有过另一个更现实的题目：“用一个农民工的视角去写中国的未来”，对那个草根的主人公，刘甚至想好了他的第一桶金——“开发太空墓地”。
因为时间有限，那个庞大而繁杂的故事被缩写成了短篇《中国太阳》，一个关于农民工蜘蛛人的故事。故事的结尾，在太空做了20年清洁工的农民工水娃主动申请到太空去流浪。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水娃说：“有人满足于老婆孩子热炕头，从不向与己无关的尘世之外扫一眼；有的人则用尽全部生命，只为看一眼人类从未见过的事物。”
在一篇短故事《乡村教师》中，一位乡村教师临终让学生们记下了牛顿三定律，而这些学生又恰被外星人抽检，靠着老师的临终遗言顺利通过，令地球摆脱了毁灭的命运——乡村教师的遗言拯救了世界。
刘说，“乡村教师”的故事绝对是极小概率事件，他希望自己的小说能让读者在下夜班的途中突然停下几秒钟，做一件以前很少做的事：仰望星空。
科幻是一种闲情逸致的文学
刘喜欢仰望星空，虽然他生活的那个山西小城里，看见星星并非易事。他说，那是个小山沟，没有影院，快递送不到。距那里最近的城市是太原，火车要走4个小时，硬座，10块钱。
这位计算机工程师对互联网上的新鲜事不怎么感冒，他曾经有个博客，觉得浪费时间，没继续更新；开通过一个微博，不是为了写微博，只是为了“避免别人恶意抢注”。
日子像80年代一样简单，这是刘自己的选择。专职去写科幻有两个麻烦，一方面是经济上不具可行性；另一方面，工作能给他带来接触新鲜事物的机会，他需要一份写作之外的工作。
刘不喜欢被挂上“孤独”一类的定语。他认为，科幻作为一种小众的文学类型，读者和作者关系更密切。书中的很多地方，刘从没去过，他不热爱旅行，不觉得在外与在家有太大区别，即使在生活了十几年的小城，他仍然会时时觉得，自己“像个陌生人”。
小城里，白天工作，晚上写作，是刘寻常的日子。
不写作的日子，刘喜欢看电影，从网上下载来看。他喜欢的电影有两种，“一种是特激烈的大片；另一种是极其舒缓、没什么情节的散文电影”。
他喜欢《盗梦空间》胜于《阿凡达》，因为后者“没灵气”。他觉得，西方人很难拍好恐怖片，“他们一定要把恐怖具象化，可鬼这个东西，有了形状就不可怕了。”
3卷本的《三体》写了5年，5年中发生了很多事，自己的单位换了块牌子，出版他图书的《科幻世界》也经历过一场风波，还好，这一切都过去了。到现在，“平平淡淡，挺好”。
《三体3》完成那天，刘在博客里说：科幻是一种闲情逸致的文学，只有在安定的生活中，我们才可能对世界和宇宙的灾难产生兴趣和震撼，如果我们本身就生活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科幻不会再引起我们的兴趣。
人伦一定胜过科技伦理吗
科幻圈中，刘是以技术构思为核心的硬科幻的代表人物，然而，更广泛的读者却认为他的小说“内里柔软”。
一位记者问：“在作品里，我读到了您对于人与人关系的思考，有‘爱’的寄托在其中，如果说它骨子里还是‘人伦胜过科技伦理’，不知道您是否认同？”刘回答：“很遗憾，‘人伦胜过科技伦理’是我最厌恶的观点。”
他认为，“所谓的道德，不过是集体生存的权宜之计，它是随环境变化的，根本没那么神圣。但科学的基础相对来说是稳固的。”
在《三体》中，叶文洁的死，开创了一个“零道德”的宇宙，而故事的结尾，这个宇宙也走向了终结，只有死神永生。刘说，其实，他不是悲观主义者。他认为自己对构建的那个未来“够乐观了”。“一个只有几十万年的人类文明史，有了一个40几亿年的未来，多乐观！”
《三体》完成的那天，刘写道：“社会动荡是科幻最大的杀手……平静已经延续了多年，感觉到在社会基层，有什么东西正在绷紧，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随时都可能出现……但愿太平盛世能延续下去，那是科幻之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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