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穷商人的故事

关于穷商人的故事

商人是精明的。商人似乎是没有穷的。但在中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营商业企业的职工是不富裕的。

李则文在批发站勤勤恳恳干了20年，已到了不惑之年，仍然是个业务员。他不是不愿意当官，也不是没有当官的水平，在中国很多时候很多地方当官不需要什么水平。他思来想去，就是想不出因为所以来。既然想不出来，就不去想了。

一次，站里派出十多人去省城参加供货会。大家推举李则文掌管伙食。每天夜里，大家要在一起分析货源，填写合同单，常常干到十点多钟。李则文的任务是采购食品，办好夜餐。

旅社不比家里，短少炊具。他便将洗脸盆扣过来，用盆底当菜板，把从街上买回来的香肠摆在桌子上，选出其中最短的一节作为尺度，在盆底上用小刀把香肠都切齐，然后再以切下的香肠中最短的一节为准，继续等分下去。

“开饭了。”大家围拢过来，领到自己的一份，吃起来。酒是不用分的，中国有句话，叫做“烟酒不分家”，老白干倒进暖壶盖里，大家传喝着。两个女同志不会喝酒。李则文没有让人家吃亏，给女同志买了鸭梨。何芳随意地说了一句：“老李，给我挑个大的。”李则文嘿嘿地笑着说：“你随便挑吧”。何芳脸红了，不高兴地叨咕一声：“李小鬼”。原来那六个鸭梨都一样大，根本挑不出什么大小来。

从那以后，李则文就成了会议司务长了。

后来，站里派他去天津“驻在”，就是站方驻天津地区的业务代表。临行前，老伴给他做了一件新棉袄。他带到天津后，舍不得穿，又怕耗子咬，没有皮箱又不敢贴着墙挂，便挂在房间中央，让它前后左右上下都不靠墙。一天，他去工厂催货。同屋的人将被子里的棉花扯下来一块，贴在棉衣上。他回来后，同屋的人说：“则文，你的新棉袄被耗子嗑了。”“是嘛，是嘛。”李则文一个劲地叨叨着“是嘛”，仰着头，围着棉衣团团转，露出无限惋惜的神态。另一个同屋的人看不下去，不忍心让他再转圈了，便说出了真相，好脾气的李则文嘿嘿地笑了。

这年夏天，站里的郑科长到江苏出差回来，在天津换车。他在江苏买了一桶鸭蛋，已经两三天了，天气又热，怕鸭蛋坏了，便蹲在地上，用扇子给鸭蛋扇风。同行的人邀他去劝业场，他也不肯去。这时，李则文说话了：“郑科长，你来趟天津不容易，怎么能不去劝业场看看呢。这给鸭蛋扇风的活我干了。”郑科长十分感激地谢过他，和大家上街去了。

你也别说李则文贱，他这也是将功折过。去年冬天，从来不开玩笑的李则文，开了一个玩笑，得罪了郑科长。那次，郑科长来天津开会，买了个冻猪头，放在屋里怕化了，放在外面又怕丢了。便挂在窗外，在猪嘴上拴了一根绳子，另一头拴在自己的手腕上，然后躺在床上睡觉。越怕丢越丢。第二天早上，猪头不见了。郑科长问大家，大家都一本正经地说不知道。他又跑到旅店的院子里，也没找着。垂头丧气地回到房间，坐在床上不吱声。过了一会，他发现李则文的脸上有些红，而且越看越红。他突然喊到：“李则文，你们把猪头藏到什么地方了？开什么玩笑！”李则文懦懦地说：“昨晚，你睡着了以后，大伙说这是光棍旅社放海线。我觉着不好听，便把猪头摘下来放到隔壁了。”“刚才你为什么不说出来？”“大伙不让我说”。“你眼里还有没有我了？”“有，有。”李则文的说话声几乎没有人能听着清。

郑科长有感于李则文的友好厚道，临走前，放下架子问他捎不捎点东西回去。李则文手头不宽裕，便买了两斤苹果请郑科长给家里捎回去。他还给老伴写了一封家信。信中把两斤苹果（共7个）逐个地记录下特征，什么把歪的，有疤点的，以及颜色，甚至比重，使你读了信后，便知道就是这七个苹果。这信的事后来不知怎么叫郑科长知道了。郑科长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为雪此辱，从那以后，他就没有放弃过埋汰李则文的机会，而李则文一直到退休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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