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开创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的故事
黄帝开创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
黄帝是传说时代游牧者首领，并且是带领他们从游牧生产和生活，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首领。所以，黄帝也是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的开创者。无论是古代华夏，还是今天的汉族和世界各地的华人，始终认为自己是黄帝的后代，认为自己是黄帝和另一位创立农耕文明的始祖炎帝的子孙，从而自詡为“黄帝后裔”和“炎黄子孙”。同时，他们还将上古代华夏文明的发生、起源和许多文化方面的肇启，都追溯到开创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的黄帝或黄帝时代。
在历史上的中国，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明，主导着多民族统一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然而，中国历史上肇始于黄帝和黄帝时代、独步一时的华夏文明，实际上是由中原华夏农耕文化，与其周边民族创造的游牧文化、游耕文化、渔猎文化，以及东南沿海和岛屿上的海洋文化融合汇成的。它是人类惟一绵延至今的古代文明，并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国古代，当中原华夏与周边民族文化发生交往、冲突和矛盾之际，或者中原地区出现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出现非华夏族为主要统治者的政权之时，华夏先民显赫的始祖黄帝，便在剧烈的民族文化冲突、碰撞和交融中，成为维系和巩固华夏团结，传承和弘扬华夏文化的一种象征。黄帝在历史上的中国，经常起着巩固民族团结、弘扬民族精神，以及维系中华传统、融合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纽带作用。
黄帝是传说时代华夏先民中游牧者首领
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又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这些记载既指出黄帝轩辕氏是少典之后代，又说明黄帝轩辕氏是在神农氏衰落的基础上兴盛起来，并且取代神农氏的。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民族交往和文化的跨民族传通观点来看，《史记·五帝本纪》所描述的，则正是传说时代发生在华夏先民中，充满强劲活力的游牧部族文化，与固土重迁的农耕部族文化之间，在彼此汲取、互相融合基础上，汇成为新的农耕文化的形象化写照。在汉文史册中，有关以黄帝为首的华夏先民，从事游牧生产和生活的记述比比多是。例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率“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然而，成书较早的《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生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又据《水经注·渭水》的记称：“轩辕之丘，在上郌。”上郌指渭水上游的今甘肃天水一带。学者们认为，姬与歧同音相通，所以，黄帝活动地区当在歧山下的歧水流域。因此说，黄帝轩辕氏最早是活动在西北地区，从事游牧生产和生活的华夏先民首领。史学家徐旭生先生曾经指出过，黄帝轩辕氏是由西向东不断迁徙，并在迁徙过程中发展自己游牧文化的。其东迁的路线主要是顺北洛水南下，抵达今大荔、朝邑一带，东渡黄河。再沿着中条山和太行山边，逐渐向东方迁移，到达中原涿鹿的山湾里。[1]这就印证了《史记·五帝本纪》说的黄帝：“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在这里，我们可看出，黄帝轩辕氏抵达涿鹿之初，尚处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阶段，过着“迁徙”不定、居“无常处”生活。
不过，《史记·五帝本纪》同时又记述了抵达涿鹿之初的黄帝，也在率民“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的情景。这就反映出，以黄帝轩辕氏为首的华夏先民，抵达中原涿鹿之时，正在发生着由迁移不定的游牧生产，向定居的农耕生产过渡的历史性转变。所以，这也就证实了，黄帝是传说时代从游牧生产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首领。
阪泉大战反映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融合
按照汉文古籍记载的传说来看，黄帝率领从游牧生产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开创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在这个巨大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曾先后与早已活动在中原地区的、以炎帝为首的农耕者，以及以蚩尤为首的狩猎者，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剧烈争斗。这就是传说时代发生在华夏先民中的阪泉大战和涿鹿大战。
这两次大战实际上就发生在传说时代，并引起了两次大规模的部族文化冲突、碰撞和交融。经过这两次传说时代的部族文化交融，便在中原地区出现了以黄帝、炎帝和蚩尤为首的三支华夏先民之间的大融合，形成了崇奉黄帝为首领、以农耕经济为社会基础、注重礼仪传统的古代华夏农耕文化。
先谈黄帝轩辕氏与炎帝神农氏之间发生的争斗阪泉大战。其时，刚刚迁至中原的黄帝轩辕氏，在由游牧向农耕的转化过程中，由于与早于自己定居于此、占有较好生产和生活条件的以炎帝神农氏为首的农耕者，发生矛盾和冲突，从而引发了阪泉大战。
阪泉大战争斗的结果是，黄帝轩辕氏继“神农氏兴起”。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传说时代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之间的大融合。
关于黄帝轩辕氏与炎帝神农氏之间的冲突和融合，《史记·五帝本纪》是这样记述的：“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这里所强调的“三战”，则是折射出这场冲突和融合的曲折反复，以及两大部族文化融合过程的历时之久。关于这场冲突的发生地“阪泉”，有的说在今河北涿鹿东南，也有说在今山西运城附近。无论是在那里，均反映出传说时代中原地区，以炎帝神农氏为首的农耕文化，及其与游牧文化发生交融的地域之辽阔。
《列子·黄帝》对此次争斗也有这样的描述：“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鵰、鶡、鷹、鳶为旗帜。”由此可见，黄帝轩辕氏在与炎帝神农氏的争斗中，正是凭借着畜牧者擅长驾驭猛兽的力量，以及游牧文化由生具来的刚劲和强勇，才得以战胜炎帝神农氏的。
这样，传说时代的游牧文化，不仅实现了和农耕文化的融合，并且还对较早进入中原地区的、以炎帝神农氏为首的农耕文化，注入了清新的活力，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彼此汲取、互相注入的大融合，遂使中国古代华夏农耕文明，获得了不断发展壮大的活力之源。
涿鹿大战折射出炎黄农耕文化对狩猎文化的融合
黄帝和炎帝联合之后繁荣发展的农耕文化，又与另一支活动在中原地区的、以蚩尤为首领的华夏先民中的狩猎文化，发生了冲突和交融。从人类早期的社会生产发展来看，狩猎文化对农耕文化既是一种重要的、必需的补充，同时也对农耕文化具有一定的破坏力。故而，这场被汉文古籍记称为黄帝与蚩尤之间的争斗——涿鹿大战，实质上应被视为黄帝和炎帝融合后形成的、充满新增活力的农耕文化，为了得到今后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而必须消除狩猎文化所带来的破坏，于是发动了一场对以蚩尤为首的狩猎文化的斗争，从而实行一种强制性的、过程剧烈的融合。
《史记·五帝本纪》对涿鹿大战是这样记述的：“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这场以征战为表现形式的兼并和强制性融合，其结果就是通过“禽杀蚩尤”，完成了传说时代中原地区的炎黄农耕文化对狩猎文化的强制性融合。经现代学者考订的《逸周书·尝麦解》，对这场炎帝、黄帝与蚩尤之间的争战描述道:“昔天之初，诞作上后，乃设建典，名赤（炎）帝。分政上卿，名蚩尤。”后来因为“蚩尤乃逐帝，争于逐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中翼，以甲兵释怒。用大下，顺开思序，纪于大帝。”[2]这反映出了传说时代中原华夏先民中，以蚩尤为首的狩猎文化，乃是当时足与以炎帝、黄帝为代表的部族文化，鼎峙而立的另一支强盛的文化。
历史上的汉文古籍，对于蚩尤的形象和活动，多有污蔑性的失实描绘。《太平御览》引《龙鱼河图》说，“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述异记》也将蚩尤形容为“人身牛蹄、四目六手，”“头有角”。长期以来，这些侮辱性的不实记述，导致人们对蚩尤及其代表的文化，做出种种不正确的认识和诠释。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历史上的狩猎者大多有着“食肉寝皮”的习俗文化。而狩猎者们“衣兽皮”的服饰文化，直至近现代，仍在我国和世界上一些狩猎民族中有所沿袭。[3]因此，透过“兽身人语”、“人身牛蹄、四目六手”和“头有角”等形象性的描绘，应看到这正是传说时代中原地区狩猎者“衣兽皮”的穿戴服饰。
蚩尤在黄帝和炎帝融合之前的炎帝时代，占着“分政上卿”的重要地位。这正反映了炎帝神农氏时的早期农耕文化，对以蚩尤为首的狩猎文化的需要和倚重。而“兄弟八十一人”的记载，则是表示当初以蚩尤为首的、狩猎文化的所在众多。可见，狩猎文化对尚不能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早期农耕文化，确曾具有一定的补充，从而占有着重要的社会地位。只有在黄帝和炎帝融合之后，汇成相对稳定繁荣的农耕文化，才有力量对“作乱不用帝命”的狩猎文化，发起“攻战”性的兼并和强制融合，最终以“禽杀”蚩尤为形式，完成传说时代中原华夏先民中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狩猎文化的大融合。
“炁”是推动人与万物形成和变化的原动力
从伏羲画八卦创《易》开创人类文明的传说以来，逐步形成以“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以一炁生万物”；“以神存炁”，“以炁存形”；“日月炁双明”、“夫物始于元气”等等，《内经·宝命全形论篇》中又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炁”是什么？
生物物理学是研究生物光、声、色、味、温、湿、电、磁、引力、射线等综合效应之“炁”，用于解释生命起源、遗传进化、行为活动和死亡等生物力学、能力学过程中能量变化的科学。如：物质世界，都是由荷电的粒子所组成；电磁粒子的发放、传流与互补，是生命起源和进化的能量；一切生命的能量都起源于太阳。大宇宙中其它能量人们还没有认识清楚。正如李政道在《科技导报》2005年第5期上发表的专稿《在我的祖国纪念爱因斯坦》，其中关于能量，有以下四段话：“一、我们人类能感知到的常规物质的能量（也就是已了解部分的宇宙），只占整个宇宙能量的5%或者更小些，其它95%的能量都不是由我们现在所知的物质构成的。二、我们宇宙中的能量大多数是暗物质和暗能量，既看不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暗物质对所有我们能测量的光、电场、磁场、强作用（核的能力场）都不起任何作用，可是，暗物质有引力场（地心吸力就是引力场）。通过引力场我们知道有暗物质存在，而且，暗物质的总能量比我们这类物质的总能量要大了5倍，或5倍以上。可是对暗物质的其它性质，我们完全不知道！三、暗能量的性质更是奇怪，它能产生一种负的压力。爱因斯坦在20世纪早期就曾假设过负压力这种性质的存在。后来，因为没有实验的支持，爱因斯坦就放弃了这一个方向。在裂变和聚变反应中，反应前后物质的质量有少量的差异。按照爱因斯坦的著名质能公式E=mc2，这些少量的质量差异能够转化为巨大的能量。而暗能量可以将物质质量全部消失，完全转化为能量！四、最近几年，通过哈勃太空望远镜，我们发现，我们的宇宙不仅是在膨胀而且是在加速地膨胀。从它膨胀的加速度可以推算出，它是由于一种负压力也就是暗能量的存在才膨胀的。而这暗能量的总量占据全宇宙能量的70%。”李政道在说了这四段话后，告知了我们一个信息，即关于上述这一个方向，他最近也在做一些新的理论探讨，并作了一个如下推论：“能量在我们的宇宙中占据了如此重要的位置，所以，爱因斯坦对21世纪的科学发展的影响，很可能比对20世纪的更大！
由于太阳辐射的光能量子之“炁”，在生命起源和进化过程中的能量转移、光合作用、生物发光、生物色彩、生物视觉过程中的研究，发展而来的光生物学，已经得到广泛应用，早就建立了光的量子理论和光的波动原理。按照光的波动理论：一束光包含一系列不断地轮番交替着的短暂电场和短暂磁场。对一束自北向南运动的光束来说：在这一顺间有个方向朝东的电场和一个方向朝上的磁场；下一顺间就换成一个朝西的电场和一个朝下的磁场，就这样地循环反复下去，在地磁线切割光线、射线、引力线等宇宙线形成的昼夜与寒暑节律中，日光被水分子和其它物质所吸收和利用，就会在时空秩序控制下转变为生命起源、进化、行为等有序化过程中的热能、物理能、化学能、生命能和心灵能量。正是由量子力学的实验证明：物质世界的变化都是通过交换力场中的量子，来使粒子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的。因此，我们通过“先天万象易六图表”，揭示了由时空秩序控制的生命程序。证明了从单细胞生物直到人类的生命节律；解释了由子、卯、午、酉这些时空秩序控制着由甲胆、乙肝丙小肠……，肺寅、大卯、胃辰宫……，这些生命程序控制生命时钟和生命构造内在机制中的进化医学的隐秩序。
我们通过对量子生命动力学的研究和实践，证明：“至小无内”之“炁”，有四个基本含义：一是中国传统科学文化中的“天气”，是在五十亿年前天体形成和运动的原动力；二是中医本原中的“元气”，是生命形成和运动的原动力；三是人的“神气”，是人的思维、行为、智慧和健康长寿的原动力；四是脏腑经脉中的“真气”或“经气”，是通过大宇宙中的质量和能量，从物理能向化学能转化、再从化学能向生命能转化、然后从生命能向心灵能转化、最后从心灵能向智慧能转化过程中的量子生命动力学总信使和细胞动力学总效应，也是当代哲学科学前沿领域中的信源、信宿、交换信息、结构信息、信息增殖等信息范畴。这就是对量子生命动力学总信使，用来强化细胞动力学总效应，并理顺生命程序的研究和应用。然后又把对易医复兴拓展、推广和改造成为真正具有中国特色，唯一能够利用造物规律的隐秩序，促进人类继续向更完美进化，而防治各大系统疾病的“人类进化医学”。由细胞动力学总效应长期进化形成人的意识波，是太极演化中的最高程序，因而是文明进化和素质教育的纲领性理论和根本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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